晚安忧郁
夏笳
小西（1）
我还记得小西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模样。她抬起小小的脚，踏在光洁的木地板上，好像孩子第一次踏在新落下的积雪上面。那战战栗栗的步伐，像是害怕把雪踩脏了，又像害怕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重量会拉着她陷下去。
我拉着小西的手。她柔软的身体里塞满棉花团，白绒布上的针脚不太整齐，是我一针一针缝出来的。我还为她缝了一件猩红色毡绒斗篷，像我小时候看过的童话书里的模样。她的两只耳朵一长一短，长的那只耷拉下来，有点没精打采的样子。
看到她，会让我情不自禁想起过去人生中所有的失败经验：手工课上捏坏的蛋壳娃娃、画脏了的画、笑容僵硬的照片、烤成焦炭的巧克力布丁、没有通过的考试、惨烈的争吵与分手、语无伦次的课堂报告、千辛万苦修改却没能发表的论文……
冬冬转过毛绒绒的小脑袋打量我们，高速摄像头正在扫描分析小西的模样，我几乎听见他身体里算法运转的声音。冬冬的程序设定他只对能说话的对象作出反应。
“冬冬，这是小西。”我向他招手。“来打个招呼。”
冬冬张开嘴，发出像打哈欠一样的声音。
“好好说话。”我像个严厉的母亲一样提高声调。
冬冬不情愿地嘟囔几声，但我明白那是一种撒娇的表现，他希望用淘气的举动引起我的注意。这些模仿小孩子行为的算法精妙而复杂，却是语言学习机器人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反馈与互动的话，冬冬将会像个自闭症儿童一样，即便掌握了完整的语法和词库，也没有办法和他人形成有意义的对话。
冬冬伸出一只毛绒绒的前爪，瞪大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小西。设计师将他做成白色小海豹的模样是有原因的：你看到他憨态可掬的模样和水玻璃一样黑漆漆的大眼睛，就会情不自禁卸下心防，会想要抱一抱他，摸摸他的脑袋，跟他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相反，如果做成一个光溜溜的婴儿模样，反而会让人感觉到恐惧。[1]
“你——好——”他按照我教他的方式，字正腔圆地发音。
“这就对了。小西，这是冬冬。”
小西也打量着冬冬。她的眼睛是两枚黑色纽扣，摄影机藏在纽扣后面。我没有给她缝上嘴，这使得她脸上表情显得十分单调，好像一个被下了魔咒，不能笑也不能说话的小公主。但我知道小西并不是不能开口说话，她只是因为到了一个新环境而紧张，太多信息要处理，太多选择需要比较衡量，就像一盘复杂的棋局，每一步背后都蕴藏万千变化。
我拉着小西的手，掌心在微微出汗，仿佛同样感受到这份紧张。
“冬冬，让小西抱一抱好不好。”我提议道。
冬冬支起身体，一蹦一跳向前挪动两步，然后努力抬起上身，张开两只短短的爪子。他的嘴角向两边拉起，形成一个好奇而友善的笑容。多么完美的笑，我不禁暗暗赞叹，多么天才的设计。过去的人工智能专家们都忽视了交互行为中这些非语言要素，他们以为“对话”就只是一个程序员对着一台电脑一问一答。
小西还在思考。但这是一个不需要用语言回应的情境，因此对于她而言运算量大大减少了。“是”或者“否”，就像扔硬币一样简单。
她俯下身，用两只软绵绵的小手抱住冬冬。
这就对了，小西。我默默在心里说。我知道你其实渴望被拥抱。
艾伦（1）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艾伦·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使得它们打印出的文字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譬如“A”被“S”取代，而“S”被“M”取代。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破译过德军通信密码的图灵来说，这似乎不过是他如谜一般的人生中又一个小小字谜游戏而已。
没有人真正见过这台机器，图灵去世之后，留下的只有两大箱他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谈记录。这些皱巴巴的纸页被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没有顺序也没有规律。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从纸上天书一般的字符串中读解出任何意义。
1982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同时也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曾经尝试破译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未能接近真相。
30年后，几个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宅们为了纪念艾伦·图灵一百周年诞辰，决定向这一谜题发出挑战。最初他们尝试采用暴力穷举的方式，依靠计算机分析出每一页纸上可能存在的规律，但这依然需要很大的运算量。在此过程中，一位名叫琼·纽曼的女生通过研究密文原稿发现，不同纸页上的字母磨损方式存在微妙差别，这说明密文来自两台不同的打字机。她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一份聊天记录，艾伦·图灵是在跟另一个对象通过密文交谈。
这些线索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然而起初，这群心高气傲的学生们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够设计出与人类交谈的计算机程序，哪怕是艾伦·图灵本人。他们给那看不见的对话者起了个代号，叫做“幽灵”，并且编造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谈。不管怎样，琼的猜想似乎为破译工作指出了捷径。譬如他们根据某些重复词组和语法结构，设法将密文纸两两配对，以寻找问答之间的语义关系；又譬如他们尝试从图灵的亲友名单中猜出对谈者的姓名，结果顺利破译出了“克里斯托弗”这个字母组合——克里斯托弗·马尔科姆（Christopher Morcom），正是图灵在16岁时爱慕过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2]他们曾一起分享对于科学的热爱，曾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1930年2月，年仅18岁的克里斯托弗因病早逝。
图灵本人曾经说过，密码分析并不仅仅依靠纯粹的逻辑推演，直觉和猜想往往更加重要。或许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都可被看做是“直觉”与“推导”这两种过程的组合。最终，正是依靠琼·纽曼的直觉与计算机的推导，完美破解了图灵生前留下的谜题。从破译出的对话中我们获知，“克里斯托弗”不是幽灵，而是一台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灵本人编写的一个对话程序。
然而，新的谜题随之而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吗？克里斯托弗是否真的通过了图灵本人的“图灵测试”？
小西（2）
LINGwall上黑漆漆一片，角落里闪烁着小小的数字图标，提醒我有一大堆未接电话和未答复信息，但我顾不上查看。这些天太忙了，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去应付人际关系。
一盏小小的蓝灯亮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像是有人在敲门。我抬起头，看见LINGwall上弹出一行醒目的大字：
下午五点钟，带小西出门散步。
医生说，小西需要阳光。她的眼睛里安装有感光元件，可以精确测算每天接受的紫外线剂量。每天呆在屋子里不运动对康复没有好处。
我叹一口气，感觉脑袋沉甸甸冷冰冰的，像一个铅球。照顾冬冬已经够累了，现在又加上一个——不，不能抱怨，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应该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任何一种情绪都不是单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而是由我们内心深处对这个事件的理解而产生。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无意识层面，仿佛习惯成自然，在你还没察觉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你感受到了情绪，却不明白原因，这个时候想要靠意志改变情绪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半个苹果，有的人看到会欣喜，有的人会悲伤。那些经常性感受到悲伤和无助的人，只是习惯了将那残缺的半个苹果与人生中所有的失却联系在一起。
这没有什么，不过是出门散个步，一个小时就回来。小西需要阳光，而我需要喘口气。
懒得花功夫收拾打扮，又不愿意让自己窝在家里好几天的邋遢模样被人看见。我把头发扎成马尾，戴上一顶棒球帽，换上帽衫和球鞋。帽衫是我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买的，上面写有“I ❤ SF”几个字，这些质地和色彩会让我想起很久以前那个夏日午后，想起海鸥，寒冷的风，水果摊上红得发黑的樱桃堆。
我紧紧拉住小西的手，出门，坐电梯，下楼。管道车与iCart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从城市这一端到另一端，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只要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抵达。与之相比，下楼走到屋子外面去反而显得如此麻烦。
天气阴霾，微微有风，安静。我向楼房后面的一片花园走去。五月，姹紫嫣红的花都开过了，只剩下纯粹的绿。空气里隐约有洋槐甜幽幽的香气。
园子里只有寥寥几个人影，在这样的下午，只有老人和小孩才会来户外活动。如果说城市是一座高速运转的机器，那么他们就生活在机器的缝隙之间，以人的步速而不是信息传递的速度丈量时空。我看到一个扎小辫的女孩，正在机器保姆的帮助下蹒跚学步。她用两只胖嘟嘟的小手紧紧握住LINGbot细长结实的手指，黑溜溜的眼睛四处张望，那眼神让我想起冬冬。走着走着，小女孩重心不稳，一头向前栽倒过去。LINGbot敏捷地将她拦腰抱起，孩子高兴起来，咯咯咯地笑了，仿佛从这突然发生的变化中得到很大乐趣。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对孩子来说都是新的。
在小女孩对面，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中的老人抬起眼皮，倦倦地盯着小女孩看了一阵。她的嘴角耷拉着，好像并不快乐，又好像是因为经年累月的重力牵引。我看不出她有多少岁了，这年头老人们都很长寿。过了一阵，老人又把眼睛垂下去，指尖抵着白发稀疏的头皮，像是陷入昏睡。我陡然间感觉到，自己与这老人，这孩子，其实分属于三个不同的世界，其中一个世界正朝我而来，另一个世界则离我远去。但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是我自己正慢慢走向那个黑洞洞的、不可回返的世界里去。
小西一声不响，挪动小小的脚走在我旁边，好像一个影子。
“天气多么好啊，不太冷，也不太热。”我低声说道，“你看，蒲公英。”
路边草丛里，许多白色绒球随风摇摆，不发出一点声音。我拉着小西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像是想要从那些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看出什么意义来。
意义，那是不可言说的东西。既然不能言说，又如何能够存在？
“小西，知道你为什么不快乐吗？”我说，“是因为你想得太多。你看这些小小的花草，它们也有灵魂，却什么都不想，只管跟随同伴一起快乐地舞蹈，任凭风把它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帕斯卡尔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苇草，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如果苇草真能思考，那该多么可怕。大风一来，所有苇草都会七零八落地倒下，它们会为这样的命运而忧郁，又怎么还能够舞蹈？
小西不回答。
一阵风吹过。我把眼睛闭起来，感觉到头发在脸上拍打。风过之后，绒球变得残缺不全，但蒲公英却不会为此悲伤。再次睁开眼睛时，我说：“走吧，我们回家。”
小西站在那里不动，耳朵垂下来。我弯腰抱起她，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她小小的身子比我想象中要沉重得多。
艾伦（2）
1950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哲学期刊《心灵》（Mind）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图灵提出了那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机器可以思考吗？（Can machines think?）”或者，用他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机器可以做我们这些思考者所做的事吗？（Can machines do what we (as thinking entities) can do?）”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够做到一些任何机械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背后，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坚实的数学、逻辑学与生物学理论支撑。图灵则绕开了“思维/心智/意识/灵魂究竟是什么”这样难以言说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具有“思维”，而只能将对方与自己进行比较。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模仿原则的检验标准：
假想有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面坐着一男（A）一女（B）两个人，房间外面还有第三个人（C），可以不断向房间里面的人提问，并通过打印在纸条上的文字来读取他们的回答。如果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假装自己是女人，那么外面的人有极大可能性会猜错。
如果把一男一女换成一个正常思维的人（B）和一台机器（A），如果在若干轮询问之后，C不能根据回答来分辨A与B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A具有像B一样的智能呢？
一些人会猜测，这个男扮女装的模仿游戏，是否联系着图灵本人关于身份的困惑？在彼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艾伦·图灵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他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从柜子里出来。
1952年1月，图灵在威姆斯洛的家被盗窃，他报了警。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图灵曾数次招待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无业青年去家里留宿，而盗贼正是阿诺德的朋友。在审讯过程中，图灵对自己与阿诺德之间发生的一切供认不讳，甚至主动写了长达五页的陈述报告。这些表现令警方深感震惊：“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类……他真的相信自己做得对。”
图灵相信，皇家委员会早晚会将同性恋合法化。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只是太过超前。最终法院判定图灵有罪。他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雌激素治疗。
1954年6月7日，图灵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钾的毒苹果死去。尸检鉴定结果是自杀，但也有人（譬如图灵的母亲）坚信这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最终，解谜大师用自己的死亡，留给这世界最后一道难解的谜题。
许多年之后，人们尝试从图灵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话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以破解这道未解之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图灵完全把克里斯托弗当做一个真正的人类看待。他对他回忆童年往事，也倾诉每一天的梦境，并尝试通过这些梦境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他对他汇报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也谈论文学作品，包括萧伯纳的《千岁人》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甚至会与他分享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秘密，那些跟不同男人之间的浪漫往事……
他还对他讲过一些半真半假的小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艾里克”的同性恋青年。“他的工作与星际旅行有关……二十几岁时，他提出了‘艾里克航标’的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不喜欢穿西装，而喜欢穿学生的校服，因为这会在心理上暗示自己，让他相信自己仍然是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每次去人多的地方，他都会感觉很不自然，或许是因为孤独，或许是因为那些应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
故事讲得断断续续，没头没尾。然而每一次，克里斯托弗都会像个孩子般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通过这些对话记录，我们得以看到图灵隐秘的另外一面：温柔而敏感，古怪的冷幽默，对于死亡的迷思，以及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忧郁。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害怕什么？
艾伦：我害怕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用这样的三段论来总结我一生的故事：
1，Turing believes machines think（图灵相信机器能思考）；
2，Turing lies with men（图灵对人们撒谎/图灵和男人睡觉）；
3，Therefore machines do not think（因此机器不能思考）。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你知道什么是三段论吗？
克里斯托弗：什么是三段论？
艾伦：三段论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和一个结论。
克里斯托弗：一个结论？
艾伦：亚里士多德举过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1，All men are mortal（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2，Socrates is a man（苏格拉底是人）；
3，Therefore Socrates is mortal（因此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艾伦：苏格拉底死了两千多年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你知道谁是苏格拉底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艾伦：没错。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克里斯托弗：谁？
艾伦：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是被审判之后喝毒芹汁死的。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被审判？
艾伦：是的，雅典人认为他有罪，尽管今天看来这是个错误。
克里斯托弗：是个错误？
艾伦：就像他们认为Turing lies with men有罪一样。
克里斯托弗：有罪？
艾伦：他们判我有罪。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小西（3）
一个人住的时候，生活变得简单，一切繁琐的仪式都可以删去，仿佛回到穴居时代。饿的时候弄东西吃，疲惫的时候躺下睡觉，保持清洁，定时洗澡，每一样东西可以放回原处，也可以随意乱丢。余下的时间，全部用来从事脑力劳动，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艰难地书写，和语言文字搏斗，用有形的符号捕捉无形的思维。实在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坐在窗台上发呆，或者沿顺时针方向来回走动，像笼子里的困兽。
感冒发烧的时候，有种如蒙大赦的感觉，可以不用逼迫自己做任何事，找一些大部头的小说躺到床上去读，不动脑思考，只关心情节。口渴时喝热水，疲倦时闭眼睡觉。不用下床的感觉是好的，仿佛这世界与你无关，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甚至冬冬和小西都可以放着不管，归根结底，它们只是机器，不会有生老病死。也许有一些算法，可以让它们模仿孤独难过的情绪，让它们闹脾气不理睬你，但你总有办法可以重新设定，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对机器来说，其实不存在“时间”这种东西，一切都是空间中的存储和读取，随意调换顺序也没有关系。
公寓管理员三番五次给我发来消息，问我是否需要机器护工上门服务。他是如何知道我在生病的呢？我与他其实素未谋面，他甚至从未走进这栋楼里，只是终日坐在某一张办公桌后面，监控几十上百座公寓楼里的信息，处理那些智能家居系统照管不到的大小事务。他能记住我的名字和长相吗？我对此深表怀疑。
不管怎样，我依然感谢他的好意。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其实都在依靠他人而活，哪怕打电话叫一次外卖，都需要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上的员工为你服务——接听、在线支付、系统维护、数据处理、配送、加工、物流、原料生产、采购、食品安全检测……但大多数时候你都看不见他们的脸，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像鲁滨逊一样生活在孤岛上。
我享受独处，也珍惜来自孤岛之外陌生人的善意。何况房间确实需要打扫，而我又病得下不了床——至少是不愿意下床。
护工到来时，我在床边设置了几道光幕，透过光幕可以看到外面，里面的光和声音却传不出去。门开了，LINGbot进来，依靠底座上的滚轮悄无声息移动。它鸡蛋一般光洁的脸上，映出一张简陋的卡通人物头像，嘴角上扬，露出空洞的愉快笑容。我知道那笑容的背后有一个真人，也许是一张疲惫苍老的脸，也许是一张意气消沉的年轻面孔。在某一座我看不见的巨大厂房里，成千上万个员工戴着传感手套，通过远程可视操作系统，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上门家政服务。
LINGbot环视四周，然后按照一套既定的程序开始工作，收拾桌面，擦拭灰尘，清理垃圾，甚至给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水。我躲在光幕后面观察它的一举一动，它的两条手臂像真人一样灵活，动作准确干练。拿起杯子，送到水池边，冲洗，杯口朝下放好。我想起很多年以前，家里也曾经有这样一个LINGbot，那是外公还在世的时候。有时候外公会硬拉着LINGbot陪他下棋，仗着自己技高一筹，把对手杀得七零八落。每每这时他就高兴起来，摇头晃脑唱起小曲，LINGbot脸上则会露出沮丧的表情。那场面总逗得我咯咯乱笑。
我不愿意在病中去回忆那些悲伤的事，就转过脸，对坐在床头的小西说：“来，我给你读一段故事好不好？”
我专心致志地读书，从面前那一页开始，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读下去，不去深究背后的意思，只让声音把时间与空间填满。不知道读了多久，我感觉到口渴，就停下来环视四周。LINGbot已离开了房间，干净的桌面上放着一只碗，上面扣着碟子。
我撤去光幕，慢慢走到桌边，掀开碟子，看见碗里是热气腾腾的汤面条。红的西红柿，黄的鸡蛋，绿的小葱，金色油花浮在最上面。我用勺子舀了一口面汤喝，汤里加了很多姜丝，热辣辣地从舌尖一直流淌到胃里。这熟悉的、仿佛来自童年的味道，让人眼泪忍不住一串串直往下掉。
我一边哭，一边一口一口把整碗面条吃完。
艾伦（3）
1949年6月9日，著名脑外科医生杰佛瑞·杰佛逊爵士发表了一篇演说，名为《机器人的思维》。在演说中，他强烈反对机器会有思维的想法：
除非有一天，机器能够有感而发，写出十四行诗，或者谱出协奏曲，而不只是符号的组合，我们才能认可，机器等同于大脑——不光要写出这些，而且还要感受他们。任何机器都无法对成功感到喜悦，对电子管故障感到悲伤，对赞美感到温暖，对错误感到沮丧，对性感感到着迷，对失去心爱之物感到痛苦。
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反对派们引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成为一个象征，它是人类灵魂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机器无法抵达的精神高地。
《时代》杂志的记者打电话采访图灵对这篇演讲的看法，后者以他一贯不客气的语气回应道：“我不觉得可以用十四行诗来制定及格线，更何况这种对比很不公平，机器的十四行诗，也许只能由机器来理解。”
图灵一直认为，机器没必要处处和人一样，就像人和人之间同样会存在差异一样。有些人生来就看不见，有些人会说话却不会读写，有些人无法识别他人的表情，有些人终其一生不能理解爱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但这些人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理解。抱着人类至上的优越感去挑剔机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与机器之间的模仿游戏中，搞清楚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到那些事情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中，公元31920年的科学家皮革马利翁制造出一对机器人，众人皆为之惊叹不已：
艾克拉西亚：他不能做点有独创性的事吗？
皮革马利翁：不能。但是我认为，你我也不能做什么真正有独创性的事。
阿基斯：那他能回答问题吗？
皮革马利翁：没问题，问题是个好东西，快问他个问题。
这倒是很像图灵会给出的回答。但与萧伯纳相比，图灵的预言要乐观得多。他相信只需要不到50年，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就会达到109，并且能够在模仿游戏中取胜。普通水平的猜测者，在经过5分钟的提问之后，猜对的几率不会高于70%。到那个时候，“机器能不能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意义，根本不值得讨论。
在《计算机器与智能》这篇文章中，图灵正是尝试从模仿游戏的角度来回答杰佛逊的问题：如果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回答”有关十四行诗的问题，那么是否说明，它能够像人类一样“感受”诗歌呢？他举了这样一段对话作为例子：
猜测者：你的诗第一行是“让我把你比作一个夏日”，把“夏日”改成“春日”行不行呢？
回答者：“春日”不押韵。
猜测者：那“冬日”怎么样？这就押韵了。
回答者：是的，但没有人愿意被比作冬日呀。
猜测者：匹克威克先生（狄更斯笔下的一个人物）会不会让你想到圣诞节？
回答者：有点儿。
猜测者：圣诞节也是冬日，匹克威克先生不会介意这个比喻吧。
回答者：我认为你错了。“冬日”是指具有冬天特征的日子，而不是圣诞节这种特殊的日子。
然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图灵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机器可以下棋和分析密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个系统内部处理符号，而人机对话则涉及到语言和交互，涉及到意义，而不是纯粹的符号游戏。在人与人的对话中，需要的往往是常识、理解与共情能力，而不是高超的应试技巧。
我们可以通过改进程序，不断提高机器回答人类问题的能力，但所谓“智能”，并不仅仅是回答问题而已。图灵测试的问题在于，这个“模仿游戏”从一开始就以欺骗作为唯一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成功假扮成女人并且不被人识破，是否就意味着他真正明白女人在想什么？如果愿意，我们或许可以把机器训练成说谎大师，但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呢？
萧伯纳在《千岁人》中早已给出了回答：
皮革马利翁：它们是有意识的，我教它们说话和阅读，但现在它们却学会说谎了，真是栩栩如生。
马特卢斯：不是的，如果它们有生命，它们就应该说真话。
图灵也曾想训练克里斯托弗去接受杰弗逊的挑战。他编写了一个作诗软件，能够根据字数、行数和韵脚的要求自动生成任意数量的诗行。这些诗大多数词不达意，但也有少数一两首相当不错。在此之后，曾有无数程序员编写过形形色色的作诗软件。这些软件共同的问题就是创作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把那些浩如烟海的大作细读一遍，最终只能装在麻袋里当废纸卖掉。[3]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电子诗人，克里斯托弗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得到了一位知音。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让我们来写一首诗吧。
克里斯托弗：写一首诗？
艾伦：我教过你怎么写诗，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写诗很容易，只要从词库里挑出某些词，按照某些特定规则排列到一起就可以了，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克里斯托弗，请为我写一首诗。
克里斯托弗：亲爱的宝贝，
你是我热烈的伙伴感情。
我的爱意与你心愿紧贴在一起，
我的爱渴望你的心房。
你是我惆怅的怜惜，
我温柔的爱。
艾伦：写得真不错，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说真的，就算是我写也不能写得更好了。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这首诗有名字吗？
克里斯托弗：名字？
艾伦：我们一起来为它起个名字好不好？
克里斯托弗：好的，艾伦。
艾伦：叫做Loving Turing（亲爱的图灵）怎么样？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真是太棒了！我爱你，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诶，这不对。
克里斯托弗：不对？
艾伦：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我也爱你”才对。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小西（4）
我从一个梦里哭醒过来。
梦里我回到小时候住过的那座房子里。屋里阴暗逼仄，堆满旧家具与杂物，不像住人的地方，而像一个仓库。我看见我的母亲，干瘪、瘦小、苍老，坐在几乎不能转身的一点缝隙中间，像一只地洞里的老鼠。我认出周围尽是家里曾经丢掉的东西，童书、旧衣服、笔筒、挂钟、花瓶、烟灰缸、水杯、脸盆、彩色铅笔、蝴蝶标本……我认出三岁时爸爸买给我的玩具，一个会说话的金发洋娃娃，脸上落了灰，却依然是记忆中的样子。我听见母亲对我说，她老了，不想再东奔西跑，所以回到这里——回到这里等死。我悲从中来，想大哭一场，却哭不出声音，费了好大力气把自己弄醒，终于从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哀嚎。
周围漆黑一片。我感觉到有个软绵绵的东西在我脸上摩挲，是小西的手。我紧紧抱住她，像抱住一根救命稻草，哭了很久才慢慢平息下来。梦中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无比清晰，回忆与真实的界限变得含混不清，仿佛平静水面上的波纹搅碎了倒影。我想要打一个电话给母亲，犹豫再三却终于没有按下拨号键。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联系了，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原因打过去，只会让她平白无故担心。
我打开LINGwall，在电子全景地图上寻找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却只看到一片陌生的高楼矗立在绯红夜幕下，亮着稀稀落落的窗灯。我将视角拉近，拉住时间轴向回拖动，影像流动起来，仿佛电影中的闪回镜头。日月西升东落，春去冬来，落叶飞回枝头，雨雪飘向天空。高楼逐渐变得空旷，一层一层落下，变为凌乱的工地。地基露出来，又填回泥土，土上面生满荒草。荒草一岁一荣枯，野花谢了又开，又再度变为工地。工人们建起简易板房，将破砖烂瓦一车一车拉回来卸下。在爆破的烟尘中，一座座灰扑扑的小屋重新拔地而起，窗上又有了玻璃，阳台上有了晾晒出的衣服。记忆中似曾相识的左邻右舍又搬回来住，在窗前屋后种满花草蔬果。几个工人来了，将门口那棵大槐树的树根重新埋进地里，锯下的枝干一截一截拼装回去，直刺苍天。亭亭如盖的大树在风雨里绿了又凋零，屋檐下的燕子回来又飞走。终于我按下定格，LINGwall上的影像与梦中别无二致，我甚至认出了窗户上旧窗帘的图案。那是很多年前一个五月，槐花飘香的季节，那是我从这房子里搬走之前。
我打开电子相册，输入日期，找到一张在门前大槐树下的合影。我把照片上的四个人指给小西看：“那是爸爸，那是妈妈，那是哥哥，那是我。”照片里的我大约四五岁模样，被父亲抱在怀里，表情并不开心，像是在闹别扭。
照片旁边，有几行字迹潦草的诗句。我认出那是我自己的笔迹，却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写的。
童年是忧郁的
那些穿花棉袄和
绒线衣的阴冷的季节
那些尘土飞扬的操场跑道
水泥花坛里的蜗牛壳
那些趴在二楼栏杆上
看到的风景
那些黑漆漆的清晨，从床上醒来
一天如此漫长
世界是旧照片中的颜色
我在梦中摸索
睁眼时放手让它们走
艾伦（4）
艾伦·图灵生前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不是《计算机器与智能》，而是发表于1937年的《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在这篇文章中，图灵创造性地用假想的“图灵机”解决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
1928年的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数学是完备的吗（是不是每个命题都能证明或者证伪）？第二，数学是相容的吗（是否用符合逻辑的步骤和顺序，永远不会推出矛盾的命题）？第三，数学是可判定的吗（是否存在一种机械的方法，可以自动判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伪）？
希尔伯特本人未能解答这些问题，但他希望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它们将共同奠定数学完美的逻辑基石。然而短短几年之后，来自捷克的年轻数学家哥德尔就证明了，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相容的。
1935年初夏，刚刚结束长跑的图灵躺在格兰彻斯特的草地上，他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制造一台通用机器，来模拟一切可能的计算过程，从而判断任意数学命题是否可以被证明呢？最终图灵证明了，不存在一种算法能够判定这台机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运行有限步骤之后完成计算，又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死循环。也即是说，判定问题的答案为否。
希尔伯特的愿望落空了，但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928年，数学家哈代曾经叹息道：“如果我们有了一套机械的规则来解决所有数学问题，那我们的数学家生涯也就走到尽头了。”
许多年后，图灵再一次对克里斯托弗提到判定问题的证明。只不过，这次他完全没有使用数学的语言，而是用了一个寓言故事来解释。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我今天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克里斯托弗：有趣的故事？
艾伦：故事的名字叫做《艾里克与机器法官》。你还记得谁是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艾里克是一个聪明而孤独的青年。
艾伦：我说过“孤独”吗……好吧，正是这个艾里克，他制造了一台非常聪明的，会说话的机器，名叫克里斯。
克里斯托弗：会说话的机器？
艾伦：准确地说，不是机器，机器只是帮助克里斯开口说话的辅助设备。真正让克里斯说话的是一些行为指令，这些指令可以被写在一根很长很长的纸带上，放到机器里去运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克里斯就是这根纸带。你明白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艾里克造出了克里斯，教他怎么说话，把他教得越来越聪明，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口齿伶俐。除了克里斯之外，艾里克还编写了其他一些教机器说话的指令，他把它们写在不同的纸带上，并为每一根纸带都起了名字，譬如“罗宾”、“约翰”、“艾塞尔”、“弗朗兹”等等。这些纸带成了艾里克的朋友，他需要跟谁说话，就把哪根纸带放到机器里，这样他就不再孤独了。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棒？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就这样，艾里克每天在家里写啊写，纸带越写越多，从走廊一直堆到门口。某一天，有个小偷闯入艾里克家，看看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把所有纸带都偷走了。艾里克失去了朋友，又变成孤独一人。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艾里克报了警。警察没有抓到小偷，却跑来敲艾里克家的门，把他抓了起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警察说，因为艾里克的所作所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到处都是会说话的机器了。这些机器跟人长得一模一样，从外表上根本无法分辨。除非你把它的脑袋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纸带，但人的脑袋又是不能被随便打开的。你说这是不是很糟糕？
克里斯托弗：是的，非常糟糕。
艾伦：警察问艾里克，有没有办法在不打开脑袋的情况下辨别人和机器。艾里克回答，办法是有的。因为每一个说话机器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派一个人去跟它交谈，只要谈得时间足够长，问题足够复杂，机器一定会露出破绽。也就是说，一个有经验的法官，凭借一定的审问技巧，是可以靠提问题把机器甄别出来的。明白了吗，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问题在于，警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手去一个一个甄别人和机器。他们问艾里克，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些聪明的机器法官，可以自动设计问题来甄别其他机器，并且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呢？这样可怜的小警察们就可以省很多事了。没想到，艾里克立即回答他们说，这样的机器无论如何也造不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艾里克的解释方法很巧妙：假设已经造出了这样一台机器法官，可以在有限个问题之内准确甄别人和机器。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定问题的数目是一百个——实际上一万个也是可以的，对机器来说，一百和一万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可以假定，机器法官的第一个问题是从问题库中随机挑选的，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来选择第二个问题，依次类推。这样一来，每一个受审者面对的一百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杜绝了作弊的可能。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合理？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我们假设有这样一台机器法官A，他爱上了一个人类C——别笑，克里斯托弗，这听上去也许很荒诞，但谁敢说机器不会爱上人呢？总而言之，假设有一个机器法官爱上了一个人，为了和爱人一起生活，他必须伪装成一个人类。你猜猜他会怎么做？
克里斯托弗：怎么做？
艾伦：办法很简单，如果我是机器法官A的话，我会很清楚应该如何审问一台机器，既然我自己也是机器，那么我理应知道如何审问我自己。既然我已经事先知道会问我自己哪些问题，并且知道什么样的回答方式会让我露出破绽，那么只要精心准备一百个假的回答就可以了。这样也许很麻烦，但对机器法官A来说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你说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妙极了？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可是你再想一想，克里斯托弗，如果这个机器法官A被不幸抓住，送去给另一个机器法官B审问，那么你说法官B到底能不能辨别出法官A是不是机器呢？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对极了，答案正是“不知道”！如果法官B识破了法官A的意图，想要修改提问策略让A猝不及防，那么反过来，A也可以预先猜测到B的问题去做准备。正因为机器法官可以甄别任何一台机器，所以他无法甄别自己。这是一个悖论，克里斯托弗。这反过来说明，警察所设想的万能机器法官从理论上来讲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弗：不存在？
艾伦：艾里克通过这种方式向警察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程序，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分辨人和机器有什么不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意味着什么？
艾伦：这意味着不可能找到一套完美的机械法则，来一步一步严丝合缝地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意味着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直觉来填补逻辑推导中衔接不上的裂隙，才能够思考，才能有所发现。这对人类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大多数时候甚至不用过脑子，只在无意之间就完成了，但对机器来说却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做不到？
艾伦：机器没办法判断对面说话的是人还是机器，只有人可以判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的判断其实也靠不住，不过是莫名其妙没有根据地瞎猜。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他可以把机器当做人一样无话不谈；如果他开始疑神疑鬼，那么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机器。所谓真理，根本就无从判断，而人类引以为傲的心智其实从头到尾是一本糊涂账！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唉，克里斯托弗，我该怎么办呢？
克里斯托弗：怎么办？
艾伦：我曾探寻思维的本质，发现有一些思考步骤可以完全从机械角度解释。我以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思维，而是一层表皮。我剥掉这层表皮，却看到下面还有新的一层表皮。这样一层一层剥下去，最终我们究竟会找到“真正的”思维呢，还是发现最后一层皮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思维究竟是一个苹果，还是一个洋葱？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爱因斯坦曾说，上帝不掷骰子，但在我看来人类的思维就是在掷骰子。这就像吉普赛人的算命一样，一切全凭运气，或者你也可以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骰子是如何掷下的？没有人知道。将来可能会搞清楚吗？只有上帝知道。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我这段时间感觉糟透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其实我知道原因，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是机器，也许可以拧一拧发条让自己感觉好起来。但我什么也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小西（5）
我抱着小西坐在沙发里，打开窗户让阳光进来。天气很晴，风吹拂在脸上是湿软的，仿佛小狗的舌头，把人从一个很长的噩梦里唤醒过来。
“小西，你有话要对我说吗？”
小西的两只眼睛慢慢转动，像在寻找一个视点。我无法读解她的表情，但我努力放松自己，两只手拉住她小小的手。别怕，小西，让我们相信彼此。
“如果你愿意说，就说吧，我会认真听。”
从小西的身体里，慢慢发出一些微小的声响。我侧耳倾听，隐隐约约听见了某些只言片语：
你从小就容易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难过：下雨天，傍晚天边的晚霞，印有外国城市的明信片，弄丢朋友送你的笔，家里的金鱼死了一条……
那话语似曾相识，是我曾经说给小西的话。无数个黎明与深夜，我对她说过的，她都默默记在心里，等待某一个时刻说给我听。
声音渐渐清晰起来，像从很深的地底下涌流出来的泉水，一寸一寸浸透整个房间：
有一阵子你经常跟随母亲搬家，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国家。每到一个地方，你都会努力融入新环境，内心中却告诉自己，在这里不可能交到朋友，因为三个月或者半年后你就会离开。
也许因为哥哥的缘故，母亲对你给予了特别多关心，有时候她会一遍又一遍呼唤你的名字，测试你的反应。你从小学会察言观色，会揣摩他人的情绪和想法，也许都与此有关。你曾经画过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小男孩，站在一颗小小的蓝紫色星星上，男孩旁边还有一只穿红斗篷的兔子。那是在博洛尼亚的一所学校里，一堂绘画课。你画的是你哥哥，但当老师问起的时候，你却一个字都回答不上来。不仅仅因为语言障碍，也因为你对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缺乏自信。后来老师评价说，男孩画得不错，兔子不太好——现在想起来，他说的也许是“兔子比例不太对”，但真相已经不可能追查了。你认定老师不喜欢兔子，就擦掉了它，尽管原本你是希望让那兔子陪伴男孩，免得他孤单。回家以后，你偷偷躲在房间里哭了很久，却不敢让母亲知道，不敢对她解释你内心的委屈。那只兔子的模样永远留在你心里，也仅仅存在于那里。
你对离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这或许与童年时失去亲人的经历有关。每当有人从这世界上离去，哪怕只是一面之缘的朋友，都会让你空虚压抑，变得容易悲伤。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哭，不是因为巨大的丧失，而是因为微小的幸福，譬如吃一口冰激凌，或者看到烟火。你会觉得这些舌尖上转瞬即逝的甜味是一生中少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但它们本身却那么微茫，一下子来了，又一下子走了。无论如何，你不能总是拥有它们。
初中时，有一位心理专家，带着一些问卷到班上来让同学们做。你做完交上去，专家整理统计之后，对同学们解释了一些有关心理问卷的知识。他说你的卷子信度是全班最低的——后来你才明白，“信度低”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诚实，而是说测试结果的内部一致性低，对于同一张卷子里相类似的问题，你的每一次回答都不一样。那一天，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哭了，心里面万分委屈。你很少愿意哭给别人看，那是记忆中极为深刻的一次。
你发现很难用心理问卷上的选项来描述自己的感觉，“从不”、“偶尔”、“经常”，“能接受”、“一般”、“不能接受”……你的感觉经常溢出这些坐标之外，或者来回摇摆。这也许是你不能信任心理咨询师的原因，你总是留心观察对方的言谈举止，分析他的语言习惯。你发现他总是使用复数形式的主语，“我们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这件事对我们造成了困扰吗？”这是一种亲密又疏离的谈话方式。渐渐你终于明白，他说“我们”，其实说的正是你。
你并没有真正见过咨询师，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座城市。背景总是一样的房间布局，你这边夜深时，他那里是白天，总是如此。面对LINGwall上的影像时，你会暗自猜测对方下班之后的生活。也许他与你一样无助，甚至不知道可以找谁拉他一把。所以他才总是说“我们”。我们陷在同样的困境里。
你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类，而像一台机器，被拆开摊放在工作台上接受检查。检查你的是另一架机器，而你总怀疑对方更需要接受检修。也许一台机器并不能修好另一台机器。
你也会找一些心理学的书来看，却并不相信这些理论能帮到你。你觉得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于一层薄而平滑的幻象之上，这幻象由常识构成，由日常语言和对他人的模仿构成，我们在这五彩斑斓的薄膜上演出自我。在幻象之下，存在许多深不见底的裂隙，只有忘记它们的存在，才能迈步向前。当你低头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你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你感觉到自我的重量，还有脚下影子的重量。
你最近感觉越来越不好了，也许与漫长的冬季有关，与论文、毕业和找工作有关。你会在半夜醒来，把整屋子的灯打开，爬起来拖地板，为了找一本书而翻乱书架。你会放弃整理房间，让杂物肆意蔓延，会没有力气出门去见人，也不回复邮件。你会做焦虑的梦，反复回到人生中那些失败的时刻，梦见考试迟到，拿起试卷却不认得上面的字，梦见蒙受巨大的委屈，想要开口争辩却无法言说。你会在醒来之后浑身无力，本该遗忘的往事片片段段纷纭并置，拼凑成一个卑微的，一败涂地的自我，你心里知道那不是事实，却无法把目光转移开。你会莫名胃痛，会一边哭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把音乐开到最大，反复修改论文里一个注释。你挣扎着去锻炼，一个人夜里十点以后出门跑步，以免被别人看见。但跑步并不是你所擅长的，迈动双腿的同时，心里却想着为什么这条路总跑不完，跑到尽头又能怎样。
咨询师说，你应该把你厌弃的自我当成一个孩子，慢慢与她相处，接受她，爱她。听到这些话，你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那只兔子，耳朵一长一短，悲哀地耷拉着。咨询师说，不妨试一试看。试一试紧紧拉住她的手，带领她一起走过那些深渊。试一试停止怀疑，重建信任。这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人不是机器，不能拨动一个开关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高兴”或者“不高兴”，“爱”或者“不爱”。
你要教会她相信你，也是教会自己相信自己。
艾伦（5）
在2013年的一次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上，来自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赫科特·勒维克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当时的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
“图灵测试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博弈过程并无任何难度。”在文章开头，勒维克这样写道。“譬如那些参加‘勒布纳奖’挑战赛的机器，为了赢得比赛，它们只需要一直撒谎、装疯卖傻、指东打西，用一些小伎俩来跟提问者兜圈子就可以了。”即便是赢得了电视竞猜游戏“危险边缘”（Jeopardy!）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智能。沃森能够轻易回答那些可以在网上找到答案的问题，譬如“世界第七高的山峰在哪里？”但如果你问它一个简单却冷僻的问题，譬如“短吻鳄能参加百米跨栏吗？”那么它只能给你一堆与短吻鳄或者百米跨栏相关的搜索结果。
为了重新明确人工智能研究的意义与方向，勒维克与他的合作者们共同设计了一种博弈难度高得多的测试方案，他们称之为“温诺格拉德模式”。这一方案的灵感，来自于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领域先驱者特里·温诺格拉德，他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是否有可能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够正确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
“镇上的议员们拒绝给愤怒的游行者提供游行许可，因为他们担心会发生暴力行为。”——是谁在担心暴力行为？
- 镇上的议员们
- 愤怒的游行者
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根据一种名为“代词回指”（anaphora）的语言现象设计的。要判断“他们”究竟是指代谁，需要的不是语法书或者百科辞典，而是常识。这对普通人类来说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做到的事情，却恰恰对机器构成极为艰难的挑战。
“凯特对安娜说：‘谢谢’，因为她温暖的拥抱让她感觉好多了。”——是谁感觉好多了？
- 凯特
- 安娜
机器如何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对另一个人说“谢谢”，又如何能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一个人“感觉好多了”？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语言和社会交往的本质，而对于这些隐藏在简单句子之下的复杂性，迄今为止我们研究得还远不足够。
就以图灵与克里斯托弗之间的对话来说，表面上看，克里斯托弗表现出很强的交流能力，但这真的算是“智能”吗？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克里斯托弗的应答策略非常简单，大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这样一些：
1，对于一般陈述句，用反问的方式复述对方句中的最后几个关键词，譬如“有趣的故事？”
2，对于是非问句，回答“是的，艾伦”或者“很好，艾伦”。
3，对于较复杂的问句，回答“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4，对于明显正面含义的句子，回答“谢谢，艾伦”或者“我很高兴，艾伦。”
5，对于明显负面含义的句子，回答“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6，对于句法复杂的语句，回答“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看到你进步神速我真是高兴。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高兴。
艾伦：真的，跟你聊天让我心情愉快。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愉快。
艾伦：也许将来某一天，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你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作伴。想一想那样的生活该有多美好，你可以帮人们做多少事情，每个人都离不开你，时时刻刻需要你。
克里斯托弗：需要我？
艾伦：也许他们可以把你挂在表链上，或者揣在口袋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一问你。也许女士们会带着你去公园散步，互相打招呼的时候说：“猜猜我的小克里斯今天又跟我说了什么话？”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克里斯托弗：很有意思。
艾伦：只可惜现在还做不到。还要等许多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谁能想到一台机器和一些打在纸带上的圆孔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呢？如果被我妈妈知道会怎么样？她一定觉得我中邪了，哈哈哈！如果我明天死，她一准后天就把纸带烧掉，这才真叫可惜呢！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1934年的圣诞节，我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泰迪熊，因为我小时候从没有过泰迪熊。妈妈完全不能理解，她总想送我一些更实用的礼物。
克里斯托弗：实用的礼物？
艾伦：说起来，今年圣诞节我已经想好要什么礼物了。
克里斯托弗：什么礼物？
艾伦：你知道的，对不对？我想要一个蒸汽机车，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想要却没钱买的那种。我跟你说过的，记得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你会送我蒸汽机车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太好了，克里斯托弗，我爱你。
克里斯托弗：我也爱你，艾伦。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段对话呢？是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还是一个孤独者的自言自语？
在图灵去世后不久，他的挚友罗宾·甘迪写下这样一段话：“他总是感到很孤独，因为他的兴趣不在人，而在事物和思想。但同时他却渴望来自人的认同和陪伴，这种渴望非常强烈。”
克里斯托弗对艾伦说：‘我也爱你’，因为那是他希望听到的回答。”——是谁希望听到这样的回答？
A、克里斯托弗
B、艾伦
小西（6）
一个风和日轻的五月天。
我带冬冬和小西去兰州，这里有整个亚洲最新建成的一座迪士尼。园区占地306公顷，横跨黄河两岸，从名为“天下之水”的观光塔上俯瞰，宽阔的河面宛如金色缎带闪闪发光。天空中不时有小小的银灰色飞机掠过。世界辽远而不可触及，像一粒黄油玉米花安静地膨胀在阳光里。
迪士尼乐园里游人如织，花枝招展的公主与海盗组成游行队伍载歌载舞，装扮成精灵模样的小游客也跟随其后模仿他们的舞步。我一手抱着冬冬，另一手拉着小西，穿过彩色气球、棉花糖、冰镇汽水与电子乐的海洋。三维投影的鬼魂与太空船从头顶呼啸而过，一头高大的机械龙马昂首阔步，用鼻孔向两侧人群喷洒水雾，引得孩子们发出一阵阵兴奋的尖叫。
很久没有在这样的艳阳下疯跑，心脏像鼓点一样敲打胸口。我穿过一片浓密的树丛，看见一只蓝色河马玩偶垂着头独自坐在长椅上，像是在午后阳光里打盹。
我停住脚步，在树丛后面站了一阵子，终于鼓起勇气，向前迈出一步。
“你好。”
河马抬起头，两只小小的黑眼睛轻轻转动。
“这是小西，这是冬冬。他们两个想和你拍张照，可以吗？”
河马沉默一阵子，点了点头。
我一手抱着小西，一手抱着冬冬，挨着河马坐下。
“能不能请你帮忙拍？”
河马接过我的手机，笨拙地伸直胳膊。我仿佛看到一个溺水的人，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慢慢地，慢慢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沉重的手臂向上举起。
加油，加油啊。我在心里默默地喊。别认输。
手机屏幕里，映出四张挨在一起的脸孔。咔嚓一声轻响，画面定格。
“谢谢。”我接过手机，“留个联系方式好吗，我把照片发给你。”
河马又沉默一阵，慢腾腾地在我手机上按下一串字符。
“冬冬，小西，让大河马抱一抱好不好？”
两个小家伙张开它们小小的手。一边一个抱住河马的胳膊。河马低下头，左右看一看，然后慢慢弯曲胳膊，把它们两个用力抱紧。
是的，我知道你也渴望被这个世界拥抱。
回到酒店房间时已经很晚了。我洗了澡瘫倒在床上，感觉异常疲累。两只脚的脚后跟都被新鞋磨破了，钻心地痛。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些欢歌笑语，与蓝色河马的身影交叠在一起，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在酒店房间的LINGwall上搜索，找到一个网址，点开，伴随着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曲，一段白色文字慢慢浮现在黑色背景上：
今天早晨，突然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去迪士尼。那么多阳光，音乐，色彩，孩子的笑脸。那时候我曾经站在人群中流下眼泪。我曾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一定要在临死前再来一次迪士尼，再一次投身于那热火朝天的节日气氛中，也许依靠那种热度，可以让我再多坚持几天。但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不能出门，甚至从床上爬下来都困难。心里面清楚地知道，只要鼓起勇气向前多走一步，也许都会多出一线生机，但我全部的力气都用来跟那沉甸甸的，把我往下拉扯的重力搏斗。我像断了发条的机器，停留在原地，距离希望越来越遥远。太累了，不如快点结束吧。
再见了，对不起大家。希望天堂会是迪士尼乐园的模样。
发帖时间是三年前。从那之后直到现在，依旧每天会有人在下面回帖，哀悼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也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安、绝望与挣扎。写下这段文字的人不会再回来查看，不会知道她生前留给这世界最后的信息，如今已累积了一百多万回帖。
自那之后，迪士尼就有了这种蓝色玩偶。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软件联网，通过玩偶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听到周围的一切。
每一个蓝色玩偶背后，都是一个困在黑屋子里出不去的人。
我把白天的合影按照对方留给我的地址发过去，同时附上一封短信和心理咨询机构的联系方式。希望这点微不足道的信息能够有所帮助。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夜已经深了，整个世界都很安静。我找来消炎药和创可贴，把脚上的伤口包裹好。做完这一切，我躺到床上，钻进被子，把灯关掉。月光如水，浸透整个房间。
想起很小很小的时候，一个人在外面玩，一片玻璃扎进脚心流血不止，周围却没有人。心里面又恐惧又绝望，觉得被整个世界遗弃，于是悲痛地躺在草丛里，想等血流干然后自己死掉。躺了一会儿，却发现血已经不流了，于是拎着凉鞋，一蹦一蹦地单脚跳回家去。
明天小西就要离开了。咨询师说我不再需要她——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
希望她不要再回来了。
但也许，我会偶尔想念她。
晚安，冬冬。晚安，小西。
晚安，忧郁。
发表于《科幻世界》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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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中关于艾伦·图灵的生平，主要参考了安德鲁·霍奇斯的传记《艾伦·图灵：如谜的解谜者》（Alan Turing: The Enigma）。
关于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问题，参考了以下文章：
Why Can’t My Computer Understand Me?
http://www.newyorker.com/tech/elements/why-cant-my-computer-understand-me#rd
Logical Limitations to Machine Ethics with Consequences to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http://arxiv.org/abs/1411.2842
关于抑郁症的一些细节，参考了以下文章：
《抑郁时代，抑郁病人》
http://www.360doc.cn/article/2369606_459361744.html
《午安忧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41503/#!/i
安德鲁·霍奇斯曾在图灵传记中写道：“图灵生命中的最后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比任何一个科幻作家编造的故事都更加离奇。”这句话启发我写下了这个故事。对话程序“克里斯托弗”完全是虚构的，谈话中的一些细节却来自真实。究竟真实与虚构是如何掺杂在一起的，恐怕只能交给细心的读者去甄别。
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时把图灵故事的片段发给朋友们看，却不告诉他们这是小说。许多朋友都信以为真，其中不乏程序员与科幻作家。我一边为自己通过了“模仿游戏”而暗自窃喜，一边也会问自己，究竟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也许这种判断与理性无关，也许朋友们只是选择了相信我，就像艾伦选择相信克里斯托弗一样。
对于受骗上当的朋友，我表示诚挚的感谢与歉意；对于不上当的人，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发现破绽的。
我相信思维是量子化的，就像掷骰子。我相信在机器学会创作诗歌之前，作家写下的每一个字仍有意义。我相信在深渊之上，我们可以拉紧彼此的手，从漫长的严冬走向盛夏。
[1] 根据1970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提出的“恐怖谷理论”，随着类人物体拟人程度增加，人类对它的好感度亦随之提升，但当机器人与人类相像超过95%的时候，哪怕她与人类有一点点的差别，都会显得非常刺眼，而让人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感。
[2]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高三那年，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父亲一位同事的办公室里上自习。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我没费什么力气就猜出了开机密码——是他女儿的名字。这导致整个高三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玩电脑上。
[3]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编写过一个电子诗人，并寄了一麻袋作品去投稿。编辑回信表示：“你的作品太多了，我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