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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错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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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了将近一年,没有人知道我到了哪儿去。其实,这事情连我也意料之外。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一直希望能离开这鬼地方;很多人认为我不适合在这儿生活,主要是这儿没有我呼吸的空气。我在这儿闷了十多年,如果再闷下去,恐怕就要疯了。我想,我一定要在发疯前离开,晚了就来不及啦!怎么办呢?我是个入息微薄的小职员,远行需要一笔旅费。而我的银行存款,从来就不会出现超过一百元的数目字,我却一心一意想去美国,虽然美金一直在贬值,这笔存款,无论如何是去不成美国的。但我还有一点信心。我曾经看过一部美丽的电影广告,说银行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一辈子都为你服务。我依照着电影广告情节里的指示,走到银行经理的桌前,说明身份,向他表示要借五千元。

我不知道如何叙述银行经理当时的表情,接下来的情节并不像电影广告一样,虽然我尽量演好我的部分,经理先生并不像广告一样递烟及咖啡,我虽然并不在意喝不到咖啡,钱却借不到了。

我非常愤怒,如果不是他先把我赶出来,我真的会把他狠狠地揍一顿。从此我再也不信任广告了,这世界充满骗子。

在绝望中我总算想出条唯一可行的方法。我走进邮局向柜台小姐买了张邮票,贴在额上,问她是否能把我寄到美国。

小姐听了顿时惊惶失措,向我解释她们只寄邮包,没有寄过人的例子。我问她若把我包装起来需多少钱,我愿意付包装费。

这个职员是个懒惰的新加坡人,与我纠缠了很久,仍然不答应我的要求。后来她召来了几个高大的男人与我理论。其中还有警察。我向他们投诉这儿的服务太糟了,虽然微笑的海报还贴在墙上,他们并没有向我微笑,而且恶言相向。礼貌运动显然是结束了。

我记得场面越来越乱,最后是脑袋中了一记,我昏了过去。

醒来时我发现被绑着,我以为他们最终大概是把我包扎起来,邮寄到美国了。后来我发现自己竟穿着套殖民地时代的警察制服(注),这确使我的神智有点乱起来。如果不是时间倒流,就是整个世界都疯狂啦。因为我从没想过要当警察,尤其是殖民地时代的警察,因为那时候我还未成年,不够资格。

这是极卑鄙的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竟把一项我完全不知情的工作强加在我身上。我是个洁身自爱的人,决不做坏事,我虽然没有政治信仰,但从来没打算过要为殖民地主义者服务,欺压百姓。

结果他们让我自由走动了,我逐渐发现,我这位警察实际上并无职权,四处都是我这样的警察,只有少数的人是平民,据说他们是护士和医生。我四处打听的结果,才获悉自己是住在疯人院里,有人称我们作病人。

既来之,则安之。这里的生活乏善可陈,医生的行为怪异,闪闪缩缩,鬼鬼祟祟。世上的人显然都是被他们搞疯的。因为,把人说成疯子,就是这班家伙。

在这儿最使我兴奋的,就是遇到旧日的同事陈君。陈君每日都在练习着唱一首曲子:“我是一只画眉鸟。”

他唱得很认真,以致有几位来这儿参观的女学生认为陈君是个无辜的可怜虫。即是说,他并无神经病。陈君不断地唱着“我是一只画眉鸟”,即是说他意识到自己被困在这儿是不自由的。他是个清醒的人。

我也怀疑过这个问题。我问陈君,凭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关在这儿?凭什么他们说我们是疯子。陈君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举止不正常。我觉得这点是可笑的。什么叫做正常?什么才算是疯狂的事?希特拉算是正常吗?他做过什么正常的事,倒从来没有人建议过要把他关进疯人院。嘿,我们要心理学家干嘛?大概集体杀人,大规模地荼毒人民,才算是天才的行为吧!我想还是长期留在这儿好。

陈君倒是觉得我是无辜的。因为任何人都有到其他地方的自由,尤其是到美国去,美国是个自由的地方。我告诉他我可能在方法上出了毛病。我没有贴足邮资,也没有在身上写明收件人的地址,这错误是不能够怪他们的。

陈君说,因为邮资不足而把邮件送到疯人院是件荒唐的事。(而且他开始担心起来,以前寄给女朋友的情书恐怕全都流落到这儿来了;怪不得他的女友从来没给他回信,陈君很后悔以前错怪了他的女友。)

我说,还好他没有把我寄到伊朗。我不喜欢何梅尼那家伙。我不反对其他姓何的人,只是不喜欢何梅尼,我听不懂他的话,他的胡子太长,年纪也太大,可能与我有代沟。

陈君也告诉我他会到这儿的原因。据说心理学家认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只画眉鸟,他有画眉鸟的意识形态。我问陈君是否有过要变成鸟的意愿。陈君说他热爱自由,也喜欢唱歌。医生认为他讲鸟话,不适合外面的社会,所以把他推荐到这儿来了。

陈君以为,做一只画眉鸟其实是没有错的。他是只很清醒的鸟,不应该把他关在这儿。他本来应该是很快乐的,可惜只是只关在笼子里的画眉鸟,这倒是件悲哀的事。他说到这里,不禁耿耿于怀,大声地唱起他的歌来:“我是一只画眉鸟!”

更悲哀的是,陈君真的只是一只画眉鸟,只适合关在笼子里。有一天,我们房子的窗口开着,陈君以为飞向自由的时刻来了,他兴高采烈的展开翅膀,飞出窗外。结果因为他的翅膀没有长羽毛,一出窗口就掉在地上,跌断了脊骨。陈君埋怨他关在笼里太久,连飞的能力都丧失了。

我到病房中探望他时,他显得非常颓丧,细声地唱:“没有翅膀的画眉鸟,想要飞也飞也飞不掉。”断断续续地,显然是没有什么气力。他唱完,泪流满脸地对我说:“我宁愿变成一棵蔬菜 ,如果床上有泥土,我一定会生根发芽的。”

我安慰他说:“别灰心,不妨向医生要求物理治疗,可能会恢复你飞的能力。”

他不断地摇头,泪水淌满脸颊,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们默默地对坐了一阵子。临别时我对他说:“这也好,以后你不必再吃蚱蜢了。蚱蜢不但难吃,而且也没有营养。”

他没答话。我再去看他时,他再也不说话了,只是泪汪汪地瞪着我。护士告诉我说他不但不说话,也不吃不喝。我知道蔬菜是不会说话的。我望着他深陷的脸颊,突出的颧骨,毫无生气的眼睛,我的心都酸了。我想应该有人替他浇水才对。

不久陈君死在病房里,他是个悲剧人物。做蔬菜也不是容易的事,病房里缺乏阳光,他是枯死的。

对于陈君的死亡,我的冲击很大,一个人想要成为一只鸟,会被目为疯子,而鸟变成的人,却一直在人的社会里耀武扬威,安然无事地生存着。我有很多证据,证明我们的几个上司其实是头鹦鹉变的。他们虽然会讲人话,但不知所云。除了唯唯诺诺地模仿老板的命令外,毫无主见。当然有时候也讲鸟话,满脑子鸟思想更不必说了。

这是多荒谬的事哪!几只鹦鹉竟控制了这个世界,而且掌管着人们的生计。人类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呢?难道这真的是个鸟世界?大概是世界末日要来了,怪不得陈君希望要变成一头鸟了。

终于我能离开这地方啦。老实说,如果不是陈君的死,我倒是愿意在这儿呆下去。想起那么多正常人在外头涂炭生灵,我宁愿提早退休,在这儿安享天年。

离开前,我经过心理医生们的严格检查,他们与我面谈,认为我有很好的推理能力。

那天的情形是这样的。我被带进一个小房子里,据说,与我谈话的那位就是医生,他的样子有点神经质,此外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我们很抱歉把你送到这儿来。”他神经兮兮地笑了笑:“但,希望你明白,我们是为了爱你,你那时候不适合外面的社会。”

“爱是不必说抱歉的。”我笑了笑说。表情大概是和他的一样。

“很好!不-----,”医生稍微迟疑了一阵子:“我是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是否------,”

“正常。”我替他说。

“不!是的,是否,是否适合在外面的社会生活。”医生掏出一条白手帕,不断地抹额上的汗。冷气机在呜呜地响。

“我尽量把所知道的告诉你。”我说。

“很好。”医生又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支手电筒来,突然把它亮了。一阵强烈的光射向我的眼睛,把我吓得几乎从椅子上翻下来。

“对不起。”医生站了起来,手足无措。

“没关系。”我镇定下来,拉好椅子:“我的眼睛很敏感,一向怕光,尤其是它突然照到我的眼瞳上。”

“咳!”医生坐下来,清了清喉咙,慢条斯理地说:“如果我把这道光射向这个窗口,你认为你能沿着这道光爬上去吗?”

我望了望那小窗口,离地整整有十英尺。

“不能。”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什么呢?”医生微笑着,样子充满信心。

“如果你在我爬到中途时突然把手电筒熄了,”我说,“我岂不是会掉下来吗?”

于是我通过了这项面试安然出院。

 

注:在70年代 ,神经病院男病人身上穿的,即殖民地时代的警察制服。

197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