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在家一个月,我与父母的关系变好了
邓安庆
(一)
又一次,我要陪父亲去买药。
父亲坐在卫生所的大厅里,戴着口罩,等在那里。我刚一过去,医生举起测温仪给我量了一下体温,一看是正常的,然后在一张信纸上写字盖章,“把这个拿到村委会去盖章。”我接过信纸,原来是一个证明,“患者邓某某(我父亲名字),男,69岁,体温36.5℃,某村某垸人。主诉:患者糖尿病史10年,建议到某镇某医院复查。陪伴人其子,邓安庆,男,36岁,体温36.2℃,某村某垸人。”下面是医生的签字、日期和卫生所盖章。我们拿着证明又去到隔壁的村委会,说明情况后,村长在证明下面补写了一句话:“邓安庆非隔离人员。情况属实,请予放行。”然后盖上村委会的章。
我回家开着电动三轮车,去卫生所载上父亲,沿着国道往镇的方向开去。1月24日黄冈封城后,我的家乡武穴(属黄冈下辖的县级市)也随之封城,公共交通都停了;1月31日,机动车、电动车限制通行。如果没有村里开的证明,我也不可能开电动三轮车去镇上。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帮父亲买药了,因为医院每次只给一周的量。前两次买药费尽周折,希望这次顺利。我们要买的药是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父亲每天都要注射这种药物。如果断药过久,会引起高血糖,引发恶心、呕吐、嗜睡、食欲不振等症状。这样的后果,让我们一家人不敢掉以轻心。
通往镇上的国道,畅通无阻,前后一辆车都没有。沿村各个垸口都设置了路障,路边带着袖章的各村干部在巡逻,行道树之间扯着禁止聚集赌博的横幅。半个小时后,到了镇口,一辆大型机动车横在路当中,只留着一个可以供车子出入的口,旁边搭一个帐篷,几个人坐在那里,负责检查进入车辆。我把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挥手让我们进去。这是我从北京回到老家四十多天来第一次到镇上,沿路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进入镇上的主路后,又一个临时检查站,我再一次拿出证明,他们看了一眼,让我们过去了。
镇医院门口也是严阵以待的架势,五个全身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大门口,我跟父亲先去左手边的一个登记桌那里量体温,没有问题后,父亲进去买药,我想跟过去,被工作人员拦住。我冲父亲喊道:“你多买一点儿!免得又要再买。”父亲点头,熟门熟路地往里面走。这边工作人员说:“不是你想多买就能多买的,这个是有固定量的。”我这才知道为何每一次胰岛素只能用一周左右时间。等了一会儿,父亲拿着医生开好的单子,让我进来付钱。工作人员给我量了体温确定正常后,让我进去。
付钱的时候,父亲看了一眼价格,大声感慨道:“怎么这么贵?我在药房买就没这么贵!”收费的工作人员说:“医院的价格是这样的。”父亲还想说什么,我说:“没得几多钱,爸,你莫说咯。”当时,其他在场的人都看了过来,我觉得很尴尬。结完账后拿了药,出门后,父亲问了付了多少钱,我说158元。他点头道:“嗯,还好。报销了二十多块钱。”我开动车子后,坐在后车厢的父亲又说:“其实这个药不是顶贵的,医保还能报销。你说是啵?”我点头说是。我知道父亲这样强调,是觉得花了我的钱,心里过意不去。
(二)
回去的路上,依旧是空空荡荡的。父亲感慨道:“真是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我回应道:“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封锁结束。”父亲笑道:“你是想回北京上班了吧?”我说:“在屋里也能网上办公,不耽误工作的。”父亲说:“那就好。”停顿了一下,他又说:“你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恐怕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咯。”我开玩笑地反问他:“你是不是嫌我烦咯?”父亲拍了一下我的背:“哪里哟,你能住这么久,我不晓得几高兴哩!”他又问我:“你待烦了吧?乡下又没得城市这么好玩。”我说:“我也几高兴哩!”
这不是假话,想想过去每一年过年在家里都只能待上一两周,就得匆匆返回北京。我就像是客人一样,连行李箱的衣服都不会放进衣柜,反正很快就要走了。因为有几天时间要出门拜年,还有朋友、同学过来找我玩,所以跟父母相处的时间特别短。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从1月19日离开北京算起,我在家待了四十多天了。
我曾问过自己后悔回来吗,毕竟回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有疫情了。如很多朋友那样,完全可以取消行程待在北京,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大范围地爆发,还算安全。哪怕回来了,也有很多人趁着封城的前几个小时连夜离开了湖北,我一个好友就是这样,走之前他专门问过我要不要一起离开,我拒绝了。丢下父母亲,一个人逃走。我做不到。我也庆幸我没有走,否则像买药这样的事情,没有我,父亲该会多焦虑。
那封证明信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沿路的检查站没有要求我再次掏出来。我忽然想起上面的一句话:“患者邓某某(我父亲名字),男,69岁……”父亲居然快七十岁了,我心头一惊。并不是说过去不知道父亲的年龄,而是这次回家后,看到父亲苍老了很多。由于长期患病,他身形消瘦,脸色蜡黄,走路有气无力,时常就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岁月不饶人,父亲正一步步走向衰老。而我陪伴他的时间却是那样少。
(三)
说实话,过去我是厌烦我父亲的。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太像了,如同照镜子一般,一眼就能看出身上让人不适的地方。只要我跟父亲在一起,没有人说我们不像的。我就是年轻版的父亲,母亲说连我的性情其实跟父亲如出一辙。母亲老说:“莫像你爸那样说话不过脑子。”就像刚才在医院里发生的那一幕,父亲大声嚷嚷说药贵,我那种熟悉的厌烦感又一次冒出来。他太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了,他天真幼稚,还有点懦弱,同时又冲动敏感。反观我自己,的确是能处处看见来自父亲这方面的遗传。这种性情的,都是小孩子一般,本性良善,却很自我,又很难体察到别人的情绪。
而父亲刚才强调药不贵的事情,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次我去额济纳,正巧家里电话打了过来,父亲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内蒙古,正想说我在旅游时,他紧张地追问了一句,“是单位报销吗?”这句话提醒了我,我便接着他说:“是啊,来回都是单位报销。”父亲松了一口气,“那就好。”过后的几次电话,父亲还要问:“你的钱单位报销了吗?”我回:“报了报了。”一个月后,父亲突然想起又问:“上次你去内蒙古那个钱……”我有些不耐烦了,“报了呀。都报了。”父亲这才彻底放了心。
父亲穷怕了。每一笔钱,他都不敢乱花。每一笔钱,都得有实际的用处。而在我的生活中,旅行是非常重要的经历。但我在旅行得到的快乐和满足,无法跟他分享。他没有办法理解我。尝试过几次交流后,他都一再强调:“莫乱花钱,旅游能看个么子嘞?又不能当饭吃。”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他讲过我的生活了。
父亲的这个担心,产生了一个副作用:我明明是花自己的钱,却莫名地有羞愧感。比如我会想:“我去旅游的这个钱,完全可以给父母买点儿营养品,还可以带他们去体检……”总之,钱花在自己身上,让我觉得自己很自私,只会考虑自己享受。吃到好的东西了,心里会想:“我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吃到这些食物,而我却吃到腻。”这种愧疚感像是一个无底洞一般,怎么都填不满。
这种感受在以往过年期间尤为明显。每次过年回到家,我就给他们添置新衣服,塞给他们钱,陪他们看电视说说话……这样能稍微缓解我的焦虑感。但一旦离开后,我又会重新涌起深深的亏欠感。相处时间太短,离别太长。在北京,我每回跟父母通完电话后,都忍不住一阵抽痛。说的都是很普通的话题,吃没吃饭啦,天气热不热啦,工资发没发啦……我们隔得太远太远了。他们觉得我太辛苦,我觉得他们太辛苦,我们都没有说出口,都说自己挺好的。在琐碎的说话空挡,我都能听得到他们的担心和害怕。
(四)
回到家后,我把车停好后,扶着父亲去去前厢房的床上休息。母亲走进来问我们去哪里了,我说了去买药的事情。母亲瞪了父亲一眼:“你自家不晓得买咯!你把庆儿拉过去做么事嘞?”父亲笑了笑,“我不叫我儿,叫我么人陪我去?”母亲撇撇嘴,“你哦,就是想你儿子帮你出钱。我还不晓得你的算盘。”父亲又笑:“我不靠我儿,靠么人嘞?”我说:“没得几多钱,妈,你莫担心。”母亲说:“你之前寄的一万块钱,他都留着没动,又要你花钱。”父亲说:“那个钱留着以后要是突然有重病咯,可以救急。”
这些年来,每一年我都会给家里一些钱,用于父母亲的日常开销和治病花费。父亲因为长期患病,没有赚钱的能力。母亲日常靠打一些小工补贴家用,她有时候去坝脚下割草,有时候去厂里跟着婶娘一起灌水泥,有时候去船厂里刮漆……我给母亲算了一笔账,算上家里一亩地种的芝麻卖的一千块,零零碎碎打小工的钱加起来,年收入一万多一点,再减去父亲的医疗费用,家里一整年是没有进账的。可以说,他们只能依赖于我寄来的钱生活。
我不是没有埋怨过。以前在北京,每回听到手机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脑子里立马跳出两个字——要钱。父亲果然说起欠债的事情,让我给家里打几万块钱。后来母亲又打电话过来说商量事情,说家里上半年送礼钱都没有了,也没有收入,钱都去还债了……我又打了几千块回家。我觉得一点一点靠着我自己的劳动积攒下来的钱,只要家里一个电话,就立马化为乌有。这种感觉非常糟糕。不知道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父母亲无力挣钱,哥哥做生意破产,有心无力。能怎么办呢?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只有我可以帮他们走出困境。所以他们第一个电话都是打给我的。可为什么是我?我心里翻搅着一种委屈的情绪。我没法跟家里说这个。他们会特别内疚,特别惶恐,每回都小心翼翼说:“你要是没有钱的话……”但我不能看到陷入那种泥淖不管,哪怕再委屈再抗拒,那也只是内心的一番不舒服,终究还是要给他们的,而且不会在他们面前露出这些情绪来。他们很脆弱很无助,我没法不管。
直到这次疫情时间,我帮父亲第一次买药时,这种幽怨的情绪才完全消散。那是在2月7日,父亲的胰岛素打完了。市区没办法去,我们只好骑车去镇上买药,开了一半,遇到了路障,车子开不过去。父亲让我留下看车,他走到镇上去买药。我等了快三个小时,才看到父亲从长江大堤下面的小路上慢慢地磨过来。一看到他迟缓无力的步伐,我就知道没有买到药。上坡时,他气都快喘不上了,脚踩在烂泥里,腿弓着使不上劲,我赶紧过去扶他,他衣服的腋下都湿了。我问他如何,他摇摇头,“所有药店都关门咯,打电话也没得人接。大街上都没得人,到处喇叭都在喊着要防疫情。”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走路的这个样子,那种痛楚的感觉久久不去。我此时才深深地意识到:父亲,还有母亲,衰老的速度远超过我想象,脆弱无助的程度也远超过我想象。跟他们相处的这几十天来,我从一个只在家里住几天的“客人”,变成了真正与父母一起生活的人。过去,他们在电话里提到的事情,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反正你们缺钱,我就打钱给你们。你们自己拿着钱,去解决事情就好了。但这其实是特别自私的,你不能感受到父母亲的感受。他们对于自己晚年生活的担忧,对于疾病的担忧,对于人情世故的担忧,你远在北京,都觉得无所谓。但现在,却不一样了。我亲眼看到了父亲蹒跚的步伐,看到了母亲受伤的脚跟,看到了他们为了一两块钱而各种纠结的神情……
他们并没有跟我说起这些,他们都抱着“不要麻烦孩子”的心态过活,可是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过去对于父母亲的抱怨,我觉得也不是错。只是因为我们双方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并不清楚对方真实的状况。再加上亲人之间有太多的情感纠葛,为了避免伤害对方,都选择了沉默和忍耐。这一切,因为封城滞留在家,时间起到了作用,它给了我与父母亲充分了解对方生活的机会,也极大地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五)
晚上,父亲早早睡下了。我在二楼房间里看书,母亲照例来我房间聊天。我突然想到之前别人给我拍的节目视频,便放给她看。我想也得让他们了解一下我的生活。这是她第一次看我出现在视频里,看完后,她笑道:“我还担心你说话有问题,现在看来,你还可以,表达也蛮好的。”我也笑了,“所以你不要担心我,我在外面过得蛮好的。过去你不了解我做么子,现在你可以看看我生活的地方和我做的事情。”母亲点点头,“做妈妈的,永远都是这样的,担心你这个,又担心你那个。”
我又说:“我写过很多关于你的文章,放给你听?”母亲说好。这在过去,我是不敢说的,总觉得不好意思。母亲没念过书,不认识什么字,所以我的文章她肯定是看不懂的。现在我感觉时机到了。我坐在母亲旁边,搂着她,电脑里播放了我过去写的《与母同行》,这篇文章我写我带母亲去九江看病的事情,是由一个专业的主播录制的。
母亲穿着新买的花棉袄,眯着眼睛,听着听着说,“是的,那一年非典,你关在学校一个月出不来,我跟你婶娘骑了好远好远一段路,给你送东西。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隔着校门口,我在这头,你在那头,你把东西递过来。”文章听完后,母亲笑笑,我知道她是高兴的,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此时,我试探地问她:“干脆我就留在屋里算咯。”母亲忙说:“那么行?北京有你的生活。再说你工作也不错,你自家也开心,当然要回北京。”
我不是没想过留在家里的可能性,居家越久,我越想留在父母身边。过去我习惯东跑西闯,现在我只想多一点陪伴。但再住久呢?我能在老家做什么工作呢?我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和我的父母亲吗?我的那些朋友,我喜欢城市里的那些,都隔绝在外,我真的能适应吗?我不知道,也没有人能给我答案,只能看我的内心所想要的是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不后悔回来,毕竟一生可能也就一次是这样,所以要珍惜。
又聊了一会儿,母亲起身说:“不早了,你也早点睡。” 我说好。母亲走了两步,笑着回头问:“你听到你爸爸打呼噜的声音啵?”我侧耳倾听,果然有。母亲说:“他都睡着了,你赶紧睡吧。” 我又一次说好。母亲走了,一步,一步,每一步下楼的声音我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