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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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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刑事犯罪的黄金季节,尤其夜晚。

我不仅指性犯罪。

    性攻击的确更容易出现在夏天,更容易出现在夏天的夜晚,这不用我多说。其实,夏天的夜晚,为其他刑事犯罪提供方便时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这同样不必我多费口舌。比如斗殴。夏天的夜晚暑气稍减,清风习习,街道两旁会摆满肉香扑鼻的烧烤炉子,即使已经吃过晚饭的人,从闷热的室内来到户外,也会习惯性地坐在烧烤炉子附近的大排档上,喝着啤酒,剥着水煮花生或卤盐扁豆,吃着烤肉串烤鸡架烤腰子烤鱼,神聊海侃,行令划拳,吆三喝四。陌生的人,助兴的酒,多半带有吹牛性质的闲话大话不着边际的话,都能引起分歧,引发争端,引动暴力冲突,引出伤害甚至重伤害的案件。再比如抢劫。如果冬天,从一个人身上获得东西比较麻烦,穿得那么多那么厚,即使把被害人逼进细胡同了,逼进小树林了,逼进某个犄角旮旯了,你就翻吧,里外上下十来个口袋,这个兜是手纸,那个兜是手绢,还有一个兜是空的,等你好容易翻到钱了,没准巡夜的警察也赶来了;夏天抢劫则简单多了,人身上能装东西的地方就那么一两处,所谓手到擒来或唾手可得,实现起来都易如反掌。入室盗窃也是如此,冬天家家门窗紧闭,夏天则户户窗门洞开,别说那些蓄意偷盗的贼,即使一些本来只为听声扒眼满足低级趣味的人,见别人家屋子那么好进,桌上的手机和包里的皮夹那么好拿,顺手牵羊地,也就把道德问题升格为刑事问题了。还比如谋杀。中国人没枪,至少一般人不容易搞到枪,杀人的家什多为冷兵器,棍子锤子斧子改锥刀啥的。冬天棉袄棉帽子把人包得严严实实,若袭击者恰好力道不足,或用力不当,即使选择的时机千载难逢,可他的那堆冷兵器,多半也会让他失望:要么把人家棉袄大衣羽绒服剐个口子,要么砸烂人家一顶棉帽皮帽毛线帽,但那被袭击者的肉身却毫毛无损,很可能,那被袭击者踉跄一下就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一般人,会兔子一样撒腿逃掉,个别自恃孔武有力的,还会来个豹子回头恶虎翻身,说不上最后谁杀了谁呢;可夏天杀人就大不一样了,赶上那刽子手手劲足又有准头,都不用武器,只需一记窝心拳,就能让被袭击者闭过气去。

 这就是美丽的夏天美丽的夜晚,可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它却充满凶险。

不过,上面我所做的描述,并非就是我们城市夏天夜晚的主要景观,它是支流、个别、小节;我们城市的主流、整体、大局,我估计,与巴黎或华沙,与平壤或伦敦,与东京或北京,与巴格达或太子港,与坎帕拉或喀布尔,与萨拉热窝或加拉加斯,与亚的斯亚贝巴或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没什么本质区别。单就社会治安问题来说,虽然上述首都级城市我均未去过,但以我的智力水平,通过读小说看电视,凭借最起码的思考判断,我敢说,夏天夜晚刑事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我居住的城市,它肯定属于普遍现象,而它的普遍性又足以证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要实现精神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并不像购进一条生产线就能收获一批电视冰箱洗衣机那么容易,铲除罪恶安宁天下,路漫漫其修远兮。为此,我和我的伙伴们写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信,就很委婉,很客气,很平和,别说没有批评指责,连牢骚和怨言都没有,我们的信,只是谦卑诚恳的文字提醒。我们提醒道:夏天又快来了,刑事犯罪的高峰期也将不期而至,请最高行政长官并相关部门在百忙之中,一定注意季节的更迭,争取对此有所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我们的信,是天气凉爽的四月中旬发出去的。

据说与地球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有关,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夏天,都要比上一年的夏天早来几天。气象部门透露的消息称,今年又将是个炎夏,即使在我们这样一座北方城市,一进五月,也会迎头撞上摄氏二十五度以上的夏季气温,而七八月份,气温将高到什么程度都不敢说了,也不能说,至少不能实打实凿地说。果然,五一黄金周刚一开始,人们走在太阳地里,就恨不得穿短裤背心了,空调电扇纱窗凉席,一夜之间也紧俏起来。同样在五一黄金周的最初几天,我们城市的各大媒体,也就是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大喉舌,在原来报道旅游收入的黄金版面上与黄金时间里,突然扑天盖地地发布起了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办公室的最新律令,说从黄金周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起,每天晚八点至次日早五点,在城区内,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并含所有人力车一律禁行。

一时之间公众哗然。当然了,面对哗然,“严打办”也就新律令做了详细解释。

“严打办”的解释同样由各新闻媒体传递出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分别利用专访、特写、言论、编者案、录音讲话、公益广告、实况录像、专题文艺演出的形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告知公众,新律令的确会给公众的生活工作带来不便,但与月黑风高时犯罪分子再不能恣意妄为的大不便比,对“三车”的限时禁行只是小不便,换句话说,新律令的意义在于,以添加公众的小不便来消解犯罪分子的大不便,以舍弃公众的小便来制约犯罪分子的大便,让便与不便发生良性转化,是值得的。

具体说来也很简单,夜间行驶的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都容易导致刑事犯罪:有的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活动场所,比如公交车;有的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比如摩托车和自行车;有的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对象,还比如摩托车和自行车。白天的时候,也有人在公交车上掏钱包耍流氓,但到了晚上他们更加猖狂;同样,白天也有人偷盗别人的摩托车自行车或骑在摩托车自行车上抢包抢项链抢手机,可有了夜色掩护,他们抢起来偷起来会更肆无忌惮。但晚上八点到早上五点的黑夜时段,城区内的“三车”如果都不出行了,问题则能得到缓解,客观障碍的设置,能对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起到约束作用。“严打办”的负责人在电视上打着手势说:女士们先生们,百姓们人民们,有理由相信,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我们城市的犯罪率将大幅度降低。

除了犯罪分子,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皆温良驯顺,在短暂的惊愕后,他们也就理解了政府的苦心,他们同样通过三大喉舌拍着胸脯子表态,坚决支持“严打办”的最新律令。但支持是支持,不可否认,新律令引发出的连带问题也的确不少,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严打办”曾经考虑到的,即整个城区居民的生活与工作,太不方便了。

对于那些夜间上下班的人来说,多不方便不言而喻,即使那些无须夜晚工作的人,他们的不便也明睁眼露。不可能每个人都天一擦黑就守在家里聊天做爱看电视打麻将吧,喜欢晚饭后到户外散步逛街的大有人在。可只要出门,这些普通的城市居民,又怎能没有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等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呢?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更加棘手:一辆公交车,一辆摩托车,一辆自行车,或一辆三轮板车倒骑驴,正行进在路上,忽然就八点了,只见执行公务的警车风驰电掣,只听提醒公众的汽笛震耳欲聋,这种时候,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包括倒骑驴立刻停在原地不能前行了,那么,已经到了家门口的人没得说,下车步行或踩一脚油门快蹬两下,也就糊弄过去了;可那些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人怎么办?坐公交车的,下车后走又走不动,乘出租车又乘不起,骑摩托车自行车倒骑驴的,除了自身要面对与坐公交车的人相同的麻烦,还有个格外需要操心的事是,车怎么打发。按律令规定,晚上八点至次日五点,推车行走也不允许,因为那些移动着的摩托车自行车包括三轮板车倒骑驴,很容易给巡逻的警察带来困惑,从而导致误会:那些推车人是车主还是贼?

还有一些次要问题也不容漠视。比如,一个老太太猛然听到剧烈的汽笛声,当时就把心脏病吓犯了;比如,一些对“严打办”的律令缺乏尊重的司机乱开玩笑,他们随着汽笛声一个劲按喇叭,搞得城市噪音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的三分钟;比如,有个骑自行车玩的小孩忘了八点钟的鸣笛是什么意思,满大街骑车的人都停下了,只有他还让屁股下边的两个轮子飞速旋转,让抓住他的巡逻警察非常为难,他未成年,拘留罚款都不合适;比如,有个骑倒骑驴收破烂拾垃圾的老头,穿过马路就到他租住的平房了,可听汽笛响了急忙转弯时,他太慌张,竟翻了车,把车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扣了一马路,阻塞交通达十五分钟之久,让开汽车的人非常愤怒;比如,有个骑坤式摩托的妇女把她的轻便摩托停在路边,用一条链锁与一株小树锁在了一起,可两小时后,她丈夫开着汽车陪她来拉摩托时,他们发现,那摩托和与它连在一起的新栽的小树都不见了,地上只有一个浅浅的树坑;比如……

       这些问题并不普遍,但不能尽量有效地解决处理,衍生下去也很糟糕。我和我的伙伴们连夜把这些个案汇总起来,匆匆写就一封致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急信,通过他的秘书之一的妻子之手,以最快速度送到了那个秘书之一手中。我们希望,第二天早上,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到办公室后,能在第一时间就从他秘书之一那里看到我们的情况反映。

       顺便说一句,我们中的一个伙伴,与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秘书之一的妻子是大学同学,并且是一对多年的情人。

       我和我的伙伴,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更不是在政府权力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我们是写报告文学的,教历史的,吹双簧管的,设计计算机软件的,拔牙的,当翻译的,制作广告的,研究微积分的,化验药物成分的。我们都读过大学,有本科以上学历,需要自我表白时,我们愿意羞答答地自称知识分子。我们工作不在一个行当,居住不在一个社区,年龄有大小,性别分男女,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关心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建设,并针对我们这座城市的优劣短长及城市政策的优劣短长,经常性地给我们城市的历任最高行政长官进言写信,希望他们在参考过我们的意见之后,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没有私心杂念,既不指望经此谋得一官半职,也不希求借机收到钱财赏赐,把我们这些人连在一起的,只是道义感、责任心、公德、爱。

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始于多年前的一个偶然事件。

多年前,我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欣欣向荣,可西部仍然萧条破败,一片片的地窖式平房,被几条二级马路勾连起来,眼巴巴地张望着外部的世界。我们认为,西部作为一片千疮百孔的城市贫民区,确实积重难返,但不能因为难返就不返呀。如果一时无法解决住房就业等复杂问题,至少应该先解决出行之类的简单问题吧,先让西部通过交通与整个城市打成一片,余下的问题,也许能好办些。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城区其他地方那些不特别重要的街道,也都全部修葺一新了,平坦宽阔,清辉耀眼,翠绿的行道树向远方排开,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闪闪烁烁。可西部,即使几条主要干道,如华山路歧山路步云山路,其状况也不比陕北塬上的一条黄泥土道好上多少,晴天尘土纷飞,雨天积水没膝,而不论晴天雨天,那一个个大坑一条条沟槽,让领导干部的高级轿车走在上边也如同浪里行船。当然领导干部不走这里,他们的机关和宿舍都不在这一带,即便中央来的城市考察团或海外来的华侨外宾,号称要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其实也不会被带到这一带来。但我们觉得,不能因为各级领导以及海外友人不来这里,这里就永无翻身之日。一个城市是一个整体,在发展的整体中将一个部分排斥在外,任其衰落窒息,短时间看可能没有什么,好像还能节省点建设开支,可长此以往,它对整体形象的毁损,对整体格局的破坏,对整体进程的拖拉,其危害将难以估量。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多数成员都烟酒不沾,只有一个人吸毒成瘾,最初那吸毒者的花销与健康都不会影响别人,可一段时间后,他钱不够了,身体垮了,他完全可能以各种方式把其他家庭成员也拖入泥潭。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我们城市西部以及西部那几条带有脸面性质的马路的,我们将自己的管窥蠡见写成信,寄给当时那届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恳请他能关注西部,能关注西部那几条已实在不成样子的马路。

       当然了,当时我们这些人互不认识,从无来往。我们每个人都是以个人身份提的建议。我们的信自然也是分别寄的。

受信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接到一批内容大体相同的信,不能不绷紧敏感的神经,他把那些信交给了城市安全部门。据后来他身边的人透露,他曾先怀疑我们是美国间谍或俄国特务,后来认定,我们是他政敌的鹰犬,至少是他政敌雇佣的打手,想把水搅混拱他下台。城市安全部门经过认真分析,也认定这批信很像一个莫测的阴谋:这些人身份背景各不相同,可他们写信,都不是为了申自己的冤告自己的状,一点私人诉求没有,这可信吗?这些人生活的地区也很分散,但唯独没有居住或工作在城市西部的,可他们却针对城市西部那几条与他们无关的马路大做文章,这什么意思?城市安全部门越分析越觉得事态严重,他们一边在城市西部,尤其是围绕华山歧山步云山等几条马路增派警力,布防布控,提高警戒级数,一边动用各种侦察手段,对我们这些发信人展开调查了解,进行全天候的跟踪监视。好在我们写的都不是匿名信,好在我们都清白若纸透明若水,很快,城市安全部门就意识到他们小题大做了,在他们打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报告上,确认了我们不属于任何形式的危险分子,我们之所以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写那些进言信,只因为我们是一些不喜欢玩麻将,不喜欢搞聚餐,不喜欢桑拿足疗卡拉OK却很喜欢管闲事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明察暗访结束以后,由于自觉不够镇定沉稳,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有点不好意思,也是希望给自己塑造一个从善如流的新形象吧,他居然立刻就考虑了我们的建议,不仅翻修了华山歧山步云山等几条马路,还拟定了个一年一小步两年一中步三年一大步的城市西部改造规划。那之后,他的几任继任者,大概都听说了他草木皆兵的滑稽故事,待他们收到我们的进言信时,不仅没再转给城市安全部门,还都忠实地将他们前任描绘的蓝图由纸上搬到了地上,让如今的西部,与我们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的整体一样,到处灯红酒绿,满街莺歌燕舞,高楼之内,家家和睦,广厦之外,人人友善,到如今,我们这座城市之所以能政通人和令行禁止,与西部早已与我们这个城市的整体水乳交融了大有关系。不可否认,我们的城市还没能消除犯罪现象,尤其在夏天,在夏天的夜晚,刑事犯罪率虽较过去有所降低,但仍属偏高;不过这只是前进中的微小蹒跚,是黎明前的短暂黑暗。在此,我想继续以前边的例子为喻。那个吸毒者,终于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改造了过来,已经懂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道理了;可是,你若一下子让他把烟也戒掉,现实吗?

先不说这个,还说我和我的伙伴们最终怎样走到了一起。

在当初,城市安全部门对我们的内查外调,着实让我们紧张了一阵,我们需要提供种种证据,证明我们互不相识,没有组织,未受指使,并无恶意。但他们的调查,同时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了吾道不孤,都轻易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同志。于是,一侍调查结束,那个搞电脑的女性与搞广告的男性就首先认识了,并且还火箭般地谈上了恋爱,然后,他们利用城市安全部门提供的名单,左勾右连地把我们这拨人纠集了起来。从此,作为一个通过关心公益事业交朋结友的松散集体,我们就以更大的热情和更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了向城市首脑进言的活动中。我们从未得到过相关部门的信息回馈,除了那个调查,我们没得到过表扬也没得到过批评,但我们认为,我们的许多建议,都是得到了历届城市最高行政长官与相关部门的重视的,我们的城市之所以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靓丽,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现代,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至少有一小疙瘩属于我们,哦,是属于我们那一封封“公益信”的。

多年里,一共写了多少封“公益信”,我们记不清楚也没法统计;同样在这漫长的多年里,有多少人因转移了兴趣或来了热情,退出或加入了我们这个松散的集体,我们还是既记不清楚又没法统计。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不论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还是缩小了,为了防止出现不应有的误会与麻烦,我们坚持不作为民间组织的形式出现,也绝不承认我们是个组织,我们没名号,没纲领,没章程,没目的。我们寄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每一封信,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一个人写的就署一个人的名,三个人写的就署三个人的名,七个人写的就署七个人的名。如果对什么问题发生了分歧,但大家又都觉得那问题有必要反映上去,我们就各写各的信,或持一种意见的人写一封,持另一种意见的人写另一封。我们都很自律,从未有人利用“公益信”谋过一己之私。

       如此高的效率真是前所未有呀!

三天后,“严打办”的修改补充意见就公布了出来,那条防止刑事犯罪的最新律令,眨眼间就变得人性化起来。首先,把晚八点整突兀的三分钟鸣笛改为播放西洋音乐片断,并且从七点五十起,连播三次,每次一分钟。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七点五十,先播一分钟的车尔尼钢琴练习曲;七点五十四,再播一分钟肖邦《仙女们》中的快板;七点五十九,还是用一分钟时间,播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个命运叩门的著名旋律。如此一来,有提醒,有预告,既不生硬,还普及了高雅艺术,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在全市范围内,突击招募一万民工,夜以继日地大兴土木,在城区所有的大街小巷,只要有空地方,就因地制宜地搭建起墙固门牢防风避雨的简易车棚,那大小数千个简易车棚,将为那些临近八点还在赶路的骑车人免费存放摩托车和自行车以及平板车,为此,“严打办”会同城管部门,以高薪聘用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下岗男工,会武术者优先,作为专职的夜间看车人。最后,那些八点后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或把摩托车自行车已经存入车棚,但仍需步行较长时间才能回家或去单位上夜班的人,将享受报销部分出租车费的待遇,具体执行办法是:在标明为八点之后某一时段的乘车收据上,写明起迄地点及当时情况,再加盖单位的或街道的公章,即可持据去“严打办”报销车费的三分之二,而余下的三分之一,由本人所在单位或居住街道的领导视具体情况,可酌情再报销三分之二,这第二个三分之二的开支,最终由各单位各街道月末统一去“严打办”结算。

       这么一来,公众中那些小小的不满情绪立即烟消云散了,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并没受到太大影响。我和我的伙伴们也很高兴,我们商量着以诗的形式写了封感谢信,感谢我们城市的父母官比我们的爸妈还会心疼我们。在这封信上,起草者把领导比喻成“父母”、“爸妈”,把我们自己和与我们一样的百姓大众比喻成了“孩子”、“儿女”,为此,我们这些敏感的知识分子还发生了争执。但一番唇枪舌剑后,尽管我们都承认这样的比喻有些封建色彩,却仍然这么用了,理由很简单,如果人家各级领导没有“父母”之情“爸妈”之爱,人家凭什么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

       “颂诗”寄走后,我们都长长地松了口气,认为我们城市的治安问题终于可以一举解决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具体地说是九个人,又分别去关注我们已意识到并有兴趣置喙发言的其他问题了。我们中,有两个人一起搞调查,有三个人一块做研究,有四个人一同瞎琢磨。可是,正当我们的调查研究琢磨即将成形,我们三部分人的三封进言信已开始草拟时,我们发现,我们城市的治安问题依然不容乐观。

       各城市的治安问题都十分复杂,恐怕永远得不到根本性解决,这我们也清楚。我们再单纯幼稚,也还是浸泡在世俗生活中的社会人,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乌托邦不存在桃花源。可即使这样,看到“严打办”的律令收效甚微,城市夜晚的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我们还是忧心忡忡。与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这“三车”有关的刑事案件的确少了,可以说是直线下降,但与“三车”无关的案件,却骤然之间多了起来,就好像,以前围绕“三车”作案的那些歹徒,忽然都转行了,转入其他犯罪领域去了,而他们与其他领域犯罪分子的合流,造成了与“三车”无关的刑事案件直线上升。

首先是打架斗殴的多了:烧烤排档、街心花园、夜市上酒馆里、网吧门口游戏厅外,凡适合普通百姓玩耍游乐的地方,由嘴巴争执吵骂而引发的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其次是强奸妇女的多了:由于八点之后的夜行妇女并不都有打出租车的资格,也就是说她们的第二个三分之二并不那么容易报销,又由于不能使用交通工具,无形中,许多妇女途经危险路段的时间就延长了,这样,那些施行性侵害的犯罪分子反倒有了更多的施暴对象;再次是入室盗窃的多了:缺少了交通工具的帮助,许多人下班回家的时间要拖得很晚,盗窃分子便利用这个空当,通过爬阳台、钻窗户、撬门压锁等手段,潜入民居,大胆洗劫疯狂搬运,甚至动用一些型号不等的大小货车……有资料显示,“严打办”的律令颁布以后,与往年同期相比,全市各类刑事案件的总发案率减少了五分之一,但斗殴强奸盗窃这三类单项案件,却分别增加了五分之一、五分之零点六和五分之零点五。

       我们九个人又聚到了一起,怎么办?社会治安问题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呀。我们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思考新问题上,把又一封长信写了出来,为了表示我们的心情,我们还抓住城市最高行政长官为一家新开业的洗浴中心剪彩的机会,集体出动,有掩护有策应,闪电式地把信直接递交了过去,等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三个保镖三个秘书先后反应过来上前阻止时,我们中负责递信的人已全身而返了。这一回,我们除了反映情况,还提出几项建议,比如取消关于“三车”限制的律令,比如罢免工作不利的现“严打办”负责人并任命新的有可能更有作为的“严打办”领导者,比如大幅度扩编警察队伍,争取让每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巡夜警察不少于三人……我们的建议共计十二条,其中的几条相当切实可行。

我们的建议,并不是全部九人都通过同意的。本来,我们还想像以往那样,意见不统一时,就分别写信,意见一致的人才共同签名能代表自己意见的那封信。可这一次的情况有点特殊,我们只能做例外处理——即使保镖秘书不阻挠我们,可人家领导正在鞭炮掌声中和仪仗小姐间手持金剪刀为新开张的洗浴中心剪彩呢,我们却不合时宜地挤到前面,一人递过一封信去,实在不妥;另外,共同署名协同作战,也更能增加这封“鸡毛信”的感染力,更容易引起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重视。这样,我们就破天荒地合写了一封意见有分歧的信。当然分歧没有大到水火不容的份上,而只是大同下边存的小异,即使为这小异,在信的末尾,我们这些意志独立作风民主的知识分子,也清清楚楚地特意注明,哪个人同意哪几条意见,哪些意见不能代表哪个署名人。

       这一回,我们没立刻看到信的效力。好几天过去了,“严打办”的律令仍按老样子落实施行,且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些技术上的缺陷也得到了较好的弥补;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出现的治安问题仍无缓解迹象,斗殴、强奸、盗窃,依然为我们这座城市美丽的夜晚添加着恐怖,依然给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和谐涂抹着污痕。

我们不能不胡思乱想。以前把信发出去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特别介意,因为一条最简单的理由能消除我们的一切疑虑:那信肯定未被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看到。是呀,他夙兴夜寐,日理万机,哪有空闲去批阅每一封普普通通的群众来信呢。可这回跟每回都不一样,这一回,比假他秘书之手转交还要保险呀,可他,为什么以前都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而这回,任何形式的反应都没有呢。于是,我们中有人提出再写封信,再写封措词强硬些口气严厉些的信。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犹豫起来,甚至有人惴惴地说,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呀,我们把自己当成谁啦?经过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看过我们的上封信后,没理睬我们的任何建议,很可能是不高兴了,而且很可能是为我们那种送信的方式不高兴的。我们还猜测,那个被我们判为不作为的“严打办”负责人不仅不会下台,很快还会来报复我们,因为他有怎样的背景已是公开的秘密,他的靠山比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靠山还要坚挺。我们毕竟不像多年前那么年轻了,热情已趋于麻木,冲动也纳入了理性,回想当初接受城市安全部门侦察的事,没法不生出几丝后怕。结果,建议再写信的人,由于得不到多数人的响应,由于势单力孤和新的意见不够成形,就也没写。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很自责,为我们的患得患失和投鼠忌器而自责,觉得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太缺少古人文谏死的勇气胆略了。一时之间,在我们的彼此指责互相攻讦中,我们这个松散的团体变得岌岌可危起来。而之所以没一下子解体,没人一甩袖子扬长而去,可能更与我们的修养有关,我们都不好意思由自己挑头拆帮散伙,都想通过疏远冷淡和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逐渐各行其是,不再往来。

     可就在这时,一条新的“严打办”律令发布了出来,随着三大喉舌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像被充了气的皮球那样,一下子又都活跃起来。不管那律令是否能让我们每个人都乐于接受,但我们却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信起了作用,一个很直观的信号就是,“严打办”新律令下端签署着的,是个新名字。我们不由得开始了重新自责,责怪自己的小人之心,同时又善良地为“严打办”原负责人的命运担忧起来,觉得我们不该挑人家的不是,坏了人家的锦绣前程。直到我们听说,“严打办”原负责人又就职新岗位了,虽然新岗位没有旧岗位那么多的实惠好处,但他被升了半格,我们的愧疚才减轻一些。这期间,我们还商议过是否有必要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再写一封诗体感谢信,但这一回,大家都慎重了,没写。

       新的律令是这样的:在严格执行原律令的基础上,晚八点至次日五点,任何仍待在城区户外的人,一律要蹲着活动。

       蹲着……活动……蹲着怎么活动?为什么要蹲着活动?人之所以不再是猩猩猴子而是人了,不就因为由蹲着改为直立了吗?广大公众不能理解,难以接受,以嘀咕腹诽生闷气等抵触的方式表达不满,默默抗议。倒是我们几个人思维更敏捷些——不好意思,其实是更聪明些,我们一下就明白新律令为什么这样要求了,而我们猜出来的理由,与三大喉舌的深度宣传一模一样。

       先说弊。蹲着活动有两大弊端,一是活动的时候动作慢,再一个是长时间取蹲姿容易腿麻关节疼。这蹲着的不得劲之处人人都体验过,无需多说。需要多说的是蹲着的利。蹲着的利,与蹲着的弊相反相成,对于刑事犯罪分子来说,动作慢,腿麻关节疼,在客观上,能起到阻止他们实施犯罪的作用。比如,一伙人喝多了酒试图寻衅滋事,可蹲着的人打架,发不上力使不出劲,即使手里的刀子已经明晃晃地准备往外扎了,但探身攻击时,蹲麻了的腿脚一阵酸痛,那攥刀的手,想不收回来撑住地面都不行,一场流血事件,很可能就因之中辍在萌芽状态。再比如,某个家伙想强奸妇女,一路跬步冲了上去,也将妇女逼到墙角了,可两个蹲着的人,如何发生性关系呢?当然那家伙可以将妇女掀翻,也主动把自己放倒,但抛开长时间取蹲姿的人性冲动将受到多大抑制性能力要打多少折扣不说,单说一个躺在地上的流氓,又能有多大威慑力让一个妇女任他蹂躏宰割呢,况且,妇女反抗时可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搏斗,就如同法律上认同的正当防卫一样,可那强奸犯,他敢往起站吗?即使敢,还没等他血脉通畅呢,巡逻警察恐怕早发现这边有人抗令违规了,冲过来,强奸者必然偷鸡不着反蚀把米。还比如,几个窃贼瞄准一个室内无人的富裕人家,也踩好点了,也探好路了,也望好风了,也备好装赃物的车和钳子改锥撬杠剪刀等作案工具了,可他们怎么往阳台上爬呢?怎么往窗户里钻呢?除非进了楼门撬那六点锁紧的铁板防盗门,否则,嫌撬门费劲的话,爬阳台钻窗户的主意注定愚不可及。爬阳台钻窗户都需要在户外站直身子,可想站直身子的,别说警察,任何一个守法良民都能做出判断,那是贼……显然,一个恶人不管企图干什么坏事,只要蹲着,他就难以得逞。

新律令颁布仅仅一周,就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城市的治安状况有了大幅度好转,不论哪种类型的刑事犯罪,都像路灯关闭后的昆虫一样,唰地一下就没了踪影。看来,蹲着还真是一剂扼制犯罪的灵丹妙药。有些犯罪分子不知深浅,对蹲着的厉害缺少认识,还想继续嚣张,可他们往往刚一出手,也就是说还没等离开作案现场,甚至还没开始作案呢,就被巡逻的警察抓了个正着。也有一些暂时逃脱的,可由于他们曾在或浓或浅的夜色里站起来过,只要有人民群众看到过他们,就会举报,而他们也终究难逃法网。想想呀,别人都蹲着可你曾经站起来过,那种众目睽睽之下,你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

但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我们结合自身的体会细细反省,又都觉得这条蹲着的律令问题较大。对广大没有犯罪意向的公众来说,单是腿麻关节疼倒没什么,歇歇就好,捶捶就好,揉揉就好,抻抻就好;可那个慢,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呀,太耽误事了。举个例子吧。有天晚上,一个女友到我家来,小区门口的保安刁难她,坚决不让她乘的出租车开进院里,她只能从那个小区西北角的大门下车,蹲下身子,往我住的二十三号楼走。二十三号楼在小区东南角,以前她也从西北角往这边走过,毕竟小区再大,三五分钟也能穿过来。可这回,她要蹲着走呀。高跟鞋、长裙子、不断披散下来的长发、怎么背都要往下掉的皮包,害得她走到一半就哭了起来,生生花了二十分钟,才进到我家的楼门洞里,才站直了身子。我问她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下楼接她,她抽噎着说:接,接有,什么用,你又,没车,不也就是,陪我爬嘛……她把蹲着走称之为爬。爬到我的床上以后,她一个劲哭,我想给她擦眼泪她都不用。咳,我们半个月才能在一起待上一宿,可这一宿,除了哭,别的她什么都不肯做。

       综合情况种种,我们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又写了封信,坚决反对蹲着的律令。我们这一回的态度比较激烈,认为为了预防犯罪而让全体市民都蹲着行走,是因噎废食,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掉一个的政策的变种,这样下去必将阻遏社会发展滞碍城市建设。

不过,我这里说的“我们”属于不准确表述,它取的只是原来的意思。这回,虽然我们意见大体一致,但在表达上分歧较大,只有个别人肯与他人合作署名,大部分人,都各写各的,而其中有三个人,尽管支持我们的意见,但却决定不再写信,也就是说退出了我们的松散集体。我们知道,他们一定也听到了那个消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了那个消息,只是藏在心里不说罢了。据说,前几天,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宴请了一个外地女歌星,外地女歌星在表扬我们的城市建设时,夸张地说,星繁月明之夜,看到我们的市民集体蹲着行走,就像欣赏一场盛大的行为艺术表演,非常过瘾,她称我们的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是个伟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把外地女歌星引为知音,但又委屈地说,我心力交瘁地惩恶扬善,守土安民,可没人夸你不说,还有些人给脸上鼻梁子地鸡蛋里边挑骨头,天天写信骂我;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感慨道,他特别羡慕追星族对歌星的忠实和狂热,他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具备追星族那样的素质和觉悟。这种小道消息的传播,让我们产生了绝望之感,但我们又觉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多年前城市安全部门的介入都没击垮我们,我们怎能为一条马路消息吓得噤声失语呢。但出于某种彼此壮胆的考虑,这回的信,我们没自己发自己的,而是顶着有人会说我们煽情造势的压力,把六个人写的四封信装在同一只大口袋里,像同一封信那样寄了出去。在寄出的同时,我们中又有两个人表示,这是他们写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们的预感基本准确。我说过,我们这些人思维敏捷或者叫聪明。信发出去两周多了,没任何征兆表明城市最高行政长官考虑到了我们的意见,当然,也没发现有人对我们展开新的调查。我们只剩下四个人了,其中还有一对夫妇。许多个夜晚,我们聚在一起,在一间高层建筑临街的房子里凭窗眺望,只见在灯火辉煌之下,在车水马龙之侧,在一望无际的街道上,已越来越适应和习惯蹲着行走的男女老少如过江之鲫,或快或慢,左扭右拐,前倾后撅,的确构成了一道让人忍俊不禁的奇异风景。不过我们笑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此时我们也需要出门劳作或走亲访友,搭不到朋友的顺风车,又没钱打出租车的话,马路上那些蹲着行走的怪物就会是我们,甚至,虽然此时我们站在宽大舒适的空调房间里,可马路上那些蹲着行走的怪物中,已经有我们了。我们不寒而栗,悲从中来。

       我们又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我们四个人集体署名的信。为了表明我们脚正不怕鞋歪,身直不怕影斜,这封信里,我们的措词不光激烈,还有了点挑战的意味,我们使用了“人的尊严”,“人与动物的区别”,“如同愚蠢的乌龟”,“慢就是死亡”,“对麻的适应预示着对萎缩和退化的认可”等句子,我们甚至写道:“把全城百姓都当成宠物养在家里,或干脆发布一条戒严令,岂不更可以避开凶险。”但写完之后,我们面面相觑,都没勇气去为这样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写信皮贴邮票。经过一段漫长的沉默,我们中那对夫妻中的妻,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多年前那个灵牙利齿的计算机天才,忽然流出了眼泪。要不,她说,我们玩麻将吧,我们四个人正好够手。

我们找到了新的乐子——怪不得那么多人玩牌上瘾呢,我们理解了大部分人的爱好,我们热情洋溢地以玩麻将打发我们乏味的夜生活。有一天,找一枚掉到地上的麻将牌时,我们从沙发底下找到了那封写完未发的信,大家把它重读一遍,一致认可它的文采斐然和措词雄辩,但又都不否认,它的确幼稚、酸腐、意气用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一天晚上,我们正玩得意兴酣然,接到了两个旧日伙伴的电话,就是那两个也参与了写作最后一封发出去的信的伙伴,他们听说我们都在一起,要来看我们。我们还真挺想他们,但此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来我们聚会的地方,有一段路不许出租车通行,他们得蹲着走过来,太费劲了。平常我们四个麻友相聚,总是八点以前就赶到聚会地点,不用蹲着走。可他们说你们别管了,等我们就行。

我们以为他们最快也得十一点到,可十点十七,他们就到了,原来——天哪!原来他们是自己开车来的,居然还一人开了一辆。这两个满面春风的家伙,把车直接开到楼下,只需蹲着行走十米二十米,就钻进了楼门口,就挺着身板,四肢舒展地站到了我们面前。很快,一切就都搞清楚了,原来他们也成了有车族,夜里出门,对他们再也不是麻烦事了。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不是穷人,但也都不是某级领导或某档大款。这几年买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都蠢蠢欲动,基本上还都先学会开了。可直至现在,我们还停留在犹疑观望阶段,一是等待好车降价,再一个,这几年纷纷旧屋换新房,教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花销也日益增大,手头还真不特别宽裕。可他俩,他俩怎么一下子潇洒了起来?

他们坐到我们面前,具体说起了买车经过,这一下,他们显得不那么潇洒了。他们说,他们的车虽然牌子很响,可便宜得好像白给一样,是拿“严打办”负责人特批的条子买的。闻听此言,我们几个全呆住了,买车,这和“严打办”有什么关系,“严打办”又为什么特批他们?可能,因为那封信吧……他们不光潇洒全无,还畏畏缩缩。那封信?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最后一封信?可我们也写了呀,为什么没我们的?我们纷纷叫了起来。这么一来,他俩笑了,笑得每一丝肌肉都松弛下来,又潇洒了。你们也想当有车族?也想要?可不待我们攻击他们人一阔脸就变,他们就变得诚恳起来,其中那个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秘书之一的妻子的情人说,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好朋友,有我们的,怎么能没有你们的呢;我们是怕你们骂我们见利忘义,才先买了车,让你们具体看看有车的方便——我们是替你们先吃庸俗化这只大螃蟹的人呀。说着,他拿出四张低价购车的条子拍在麻将桌上,上边“严打办”的红印和“严打办”负责人的签名一目了然。接下来,那个秘书妻子的情人对我们解释说,前几天,那个秘书忽然找他去办公室聊天,他很紧张,问他情人她丈夫找他什么意思。他情人叫他不要害怕,说她丈夫只知道他们是老同学而对他们的情人关系一无所察,不会有危险。他就去了,在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对面,见到了他情人的丈夫,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秘书之一。那秘书东拉西扯地说了堆闲话废话后,才提到蹲着的律令,说这律令可能让你们知识分子不太习惯,因为领导有车,不用蹲着,大款有车,不用蹲着,而大部分劳动者阶层腰腿活络,蹲着不是什么问题,只有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最后,那个秘书兼丈夫关切地说,最近“严打办”那边有个内部决定,要分期分批地把一批好车以跳楼放血的低价卖给知识分子,你要不要,要的话,我让“严打办”负责人给你开张条子。我们的伙伴想都没想,就正气凛然地说,我不要,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呢,他们都蹲着我就也蹲着。那秘书兼丈夫哈哈大笑,夸赞他说,你这人仗义,怪不得我老婆总说你好话呢,这样吧,他们第一批只有五辆,我让他们都给你,不够你先担待一点,以后第二批第三批也都可着你要,行吗?还有什么不行的呢,我们的伙伴立刻找到同他一道离开了我们的另一个伙伴,去“严打办”取来了购车条,两人商量一下,先不惊动我们,而是先一人把一辆车开回家去,八点后,又城东城西南跑北绕地感觉了一番,这才给我们打来电话。

我们四人扑上前去,紧紧握住他俩的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只闻喘息声。

好一会后,我们中唯一的女性摩挲着购车条,忽闪着一双大眼睛打破了寂静,他——她指的是那个秘书兼丈夫——虽然没提信的事,但这百分之百与那封信有关,这大家一想就能明白;可是,她轻轻偎到自己丈夫的胸前说,他怎么能知道那六个写信人中有一对夫妻呢,而且还知道,即使那车便宜得如同白给一样,这对夫妻也只能养得起一辆。

她的话说得很认真,可我们都笑了,包括她丈夫。女人有时天真一点,愚蠢一点,傻一点,会更可爱,即使这女人是前计算机天才。

 

       我们六个人,很快都成有车族了,常常把一溜五辆车开出去兜风玩耍,特有面子。晚上我们去哪聚会,不管几点,上车就出发,毫不拖泥带水,再也不用担心某段路要蹲着行走,哪条街不许出租车通行了。不过,单从是不是还要蹲着的纯粹度上,我比他们都更胜一筹,有时候,他们必不可免地还要蹲着行走,就像那天两个先有车的伙伴来看我们时一样,上下车时,从楼门口到停车的地方,或从停车的地方到楼门口,总要靠脚走一段十米二十米的路吧,那段路虽然短,又在小区院内,可不蹲着走也违规犯忌呀。只有我,由于不会开车,索性雇个司机为我服务,每次出门或从外边回来,司机都会把车停在楼门口,蹲着行走的任务他承担了,我根本不用再蹲下身子,只要把步子跨得大点,一迈腿,就能舒舒服服地坐进车里或直直溜溜地站到楼里。

我的伙伴们开玩笑时说,你小子,真像领导或者大款呀。他们说对了,领导或大款也有司机,蹲着的事也都有人代劳。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却说,让他像那些咱不认识的人干嘛,说像我不就得了。我们都一愣,然后又笑了,她不愧为前计算机天才,她的思维的确严密。是的,我也像她。因为她丈夫就是她的司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她不愿意,她就有资格也不蹲着。

 ( 2006年1期《作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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