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的一则诅咒

一只虫子贴地飞行,在这个世界莫名失踪,一只鸡跟着失踪。这是故事的起源。鸡的主人钟永连断定邻居吴海英将它偷了。证据有二:一、钟永连一直寻到吴海英菜园,发现爪印消失于此;二、吴海英家飘出炖肉的香味。吴海英是不好惹的女人,喜欢打架,打不过烧人屋。钟永连想自己那阴沉得像杀手的儿子在家就好了,他很久没打电话回来,也不汇钱。

   黄昏降临时,瘦弱的钟永连想到两个问题:一、这看似和睦的关系不是她钟永连破坏的,也不是靠她一人维护就能维护的;二、一只鸡说大不小,说小不大,拖到明天处理,就过期了。因此她到村里兜一圈,说:“你有看见我家的鸡么?”或者,“说来奇怪,好好一只鸡,偏不见了。”人们问她找了没有,她说:“我只知道它最后朝东边园子去了。”这是丈夫教的策略。他临终时交代,如果非要找个道理,最好先去村里转转,做做群众工作。最后钟永连来到吴海英家门口,连唱三遍:“也不知道是谁偷了我家的鸡。”吴海英问:“二娘,出什么事了?”

   “也不知道哪个狗瘪偷了我家的鸡。”话说出口时,钟永连感觉自己正朝一场可怕的战争滑去,但在吴海英说鸡自己会回来时,她反而更狠,“死了怎么回,都吃到肚子里怎么回?”钟永连说话时头是偏向一边的,吴海英似乎懂了。“二娘该不会认为是我吧?”

   “谁做了谁自己心里清楚。”钟永连下达判决后要走,被吴海英扯住衣袖,她甩掉,“死开。”吴海英便吼:“今天你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偷吃了你家的鸡,说清楚再走。”

   “我没说你吃了,是你自己说你吃了。”

   “我哪里说我吃了?”

   “吃了就是吃了,不就是一只鸡,对不了证的。”

   杨村此时正下着雨,雨像大排大排省略号斜刮过来。吴海英捉住钟永连衣领,冷静看那张湿漉漉的脸,狠抽了一记。钟永连的眼泪和鼻血涌出来,脸也变形,这样便有了双重耻辱。当吴海英要扇第二记时,她又想自己终归死了丈夫,因此悲啼一声,撞向吴海英,后者连退数步,坐倒在地。吴海英匆匆爬起,揪住钟永连的头发(像揪一把稗草),又扯又拧,直到将钟永连拽倒在地。人们赶来时,发现钟永连匍匐于地,一会叫丈夫的名字,一会叫儿子的名字,那吴海英在一旁搓手,她的丈夫叫她回,她不回,说:“是她先诬陷我偷她鸡的。”钟永连便连续拍打泥水,说:“还说。”有几个女人去拉,刚拉起,她又扑下,不一会手脚抽搐。

   “装。”吴海英说。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她的丈夫将她往屋里捉,她却仍说:“大家今天在这里,她诬赖我偷她的鸡,我要偷了我撞死在她面前。”钟永连坐起来,用手指戳她:“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

   “要是我偷了,今年我的儿子死。”吴海英说。

   “看是谁的儿子死。”然后钟永连又说:“我就不信。”她说的如此果决,以至回到家后多少觉得讨到一丝公平,她顾影自怜地抽泣,睡过去。第二天早上,那只鸡回来了,羽毛湿答答的,腿上扎着红布条,像落魄的隐士孤独地刨土。她将它偷偷抱回家,弄死了。

   钟永连以后见吴海英总是愧疚,直到一天醒过来:吴海英没偷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她若真是个贼,仅仅因为没偷这只鸡,就应该是个好人了?她有意识想那腥的味道,吴海英揪她头发,将她拽到泥水,让她吃这味道。

   在重新遇见吴海英时她抬头挺胸,像对方一样轻蔑。后来性起,还在篱笆上扎薄膜,防止鸡飞走,并让女婿在每只鸡腿的红布条上写字:偷鸡者死。

   她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进入腊月,整个杨村为吴海英儿子国华从东莞归来而激动。他开着白色别克车,轮胎碾过冬草、石块,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国华像国家领导人那样稳重地拉动手刹,嘭地关上车门,按响遥控器,静止的车便像受惊一样啾啾直叫。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外地女子站在旁边,含情脉脉地看他。她皮肤细嫩白滑,脸盘小到单手可握住,眼睛散射着外国女郎那样的光,头发短促浓密,染着晚霞一样的红色。她大冬天穿一身扎住腰部的灰色长T恤以及一条黑皮裤,显现出玲珑的曲线和瘦长双腿。她不拒人,总是露着石榴细牙,天真地笑。

   “西西,进去。”国华召唤着。她迈着羚羊步子,乖乖消失于吴海英家。再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杨村的男女一整天心间空荡,总是刮让人痛苦又心醉的风。而她从此不再出门,直到吴海英催促出来多转转,国华才带着她潦草地走了几家亲戚。吴海英倒是每天红光满面,控制不住地到处走。大家知她想要什么,便赞。她说:“哪里,哪里,女孩子的父母还没同意呢。”要是别人不说“迟早的事”四个字,她便接下去说:“交换了戒指的。”这时,大大咧咧的她根本顾不上嘲讽钟永连,后者却觉得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

   钟永连去了镇上,掏出纸条让老板拨打。她想命令儿子国峰今年无论如何带一个姑娘回来,哪怕是租。电话一直不通。钟永连说:“你再拨一次呢,是不是拨错了?”老板重新拨,结果更坏,对方关机了。国峰是冷性的人,从来不说在哪里打工,也不打电话。要是担心,他就说,“你一把老骨头,我不担心你你倒担心我,是不是吃撑了?”有年春节他去镇上玩,天黑才赤脚跑回,脸上有伤口,但就是不告诉钟永连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一年他没出门,跟舅跑运输,舅病了,他将车开到安徽,抛锚了,打电话回来。舅千里迢迢赶去,发现车门开着,钥匙插在方向盘下,人早已不见。后来国峰还说,“你说这样的破车是不是早该扔了?”

   钟永连走进派出所。她将围巾围在头顶。一位联防队员接待了她。

   “我来报案。”

   “你是谁?”

   “你不要管我是谁,我来报案。”接着她用手掌遮住嘴,凑到对方耳根说:“国华回来了。”

   “哪个国华?”

   “赌博跑了的那个国华,回来了。”想想她又说:“还带回来一个女的,我看像是做鸡的。”

   “谢谢老婶。”

   他们是该谢,这派出所从设立开始便靠罚款运转,去年捉一桌,每人交四百罚款,独国华跑了。影响不好,好多人都说国华不交他凭什么交。

   几天后,派出所派来警察、司机、联防队员各一名,突然袭击,像逮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那样将国华逮出门,那个叫西西的女人跟在后头像电视剧里的女人那样说:“为什么?为什么?”

   “滚开。”蓄着一簇斯大林胡子的联防队员吼道。西西便不停拍打他。她的普通话很好听,即使是在说恶狠狠的话时也很好听。她咬紧腮帮,眼泪迸出来,说:“警察就可以随便抓人啦?警察就无法无天啦?”那帮人如果说有迟疑,也是迟疑于美色和她孩童般的认真。不一会他们将国华抬走,留下一堆尘烟。

   吴海英割完猪草回来,听说了,腿脚打颤,昏死过去,西西则蹲在一旁哭。钟永连透过窗户看,冷笑几声,心说活该,想想没什么好怕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活该活该。

   半小时后,国华窜回来,在西西额头一吻,跑到二楼,藏进谷斗。不一会他推起谷斗说:“就说我翻山跑了。”黄昏时,小分队果然杀回杨村,他们闯进吴家,粗暴而潦草地搜查一遍,提起吴海英的衣领问:“你儿子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你儿子去哪里了你不知道?”

   吴海英偏过头。

   “翻山跑了。”那个四川姑娘悲伤而冷静地说。

   “跑了?”

   “是,跑了。”

   联防队员凑过来,将手电光射向她的面庞。她闭上眼,咬着嘴唇,紧绷的脸皮不时颤抖,长长的睫毛留下一道阴影。

   “跑了?”

   “是,跑了。”她加重语气。然后联防队员说:“你的暂住证呢?”

   “没有。”

   “必须有。”

   “没有。”

   “那你跟我们回去调查调查。”

   “为什么?”

   电筒猛然打向她嘴巴,她突然瘫痪了,软在地上。他们说走、走,拖起就走。一双高帮皮鞋蹭来蹭去,蹭不动时,她的眼神浮出绝望,就像砧板上的鱼望见菜刀。她就是这样向一堆陌生的亲人浮出一枚绝望的眼神。后者全都受不了,一个个跑回家。当她被拖到谷场时,他们像骑兵从四面八方涌出,围住小分队,提起笤帚、晒衣杆、木棍甚至烟袋不停打。混乱中只听见文弱的警察喊冷静点冷静点,但是谁也没办法冷静。他们最终停下来还是因为从遥远处传出一声喊叫:“住手。”他们闪开道,让那开着别克带着美姬回家却一度躲在谷仓的王子高举菜刀,像个真正的勇士冲过来。他还没站稳,就一刀,毫不迟疑,一刀剁向联防队员的胳膊。所有人闭上眼。事情走向不可逆的恐怖。就连国华自己也不敢相信,举刀顿在那里。只有钟永连在心里鼓励他:“剁呀!剁!快剁!剁死了,你也跟着死。”他又连着往下剁。

   没有血。没有话语。这个剁死人的过程极其漫长,以至连受害人也忍受不了。联防队员夺下菜刀,说:“有种别用刀背剁。”国华忽而觉得受了奇耻大辱,生生又抢来一把柴枪,要捅死他们。派出所来的三个人这下全醒了,像牛四散奔逃,好一会才知会合,争先恐后地消失在远处的小径。

   派出所的人最终没有回来。吴海英在省里的表侄给县委打电话,县委找公安局,公安局长将正朝杨村行进的十八人大部队喝止了。公安局表示不再追究国华,吴海英的表侄也表示不追究公安,此事到此为止。但国华还是带着受惊的尤物,仓皇离开乡村。

   打工的人慢慢归来,在孩子们面前变化出会唱歌的纸、黄金手机以及不会燃烧但是也会吸得冒烟的香烟,这些东西修改了杨村。钟永连每次都跟着到村头张望,寄望于高大的儿子出现,始终没等到。她问可曾知国峰在哪里打工,他们都不知道。

   她去镇上拨打国峰手机,老板说停机了。他说停机的意思是手机停用了,可能没交费,也可能是因为被抢了,广东抢东西都是骑摩托车将人拖倒在地,拖几十米。

   她抵挡不住持续性失眠的折磨,一天坐在椅上睡了。在梦中,国峰变成小孩子,脸色苍白,说话喑哑。她舀出一勺稀粥,掺上药,细心吹拂,“吃啊,孩子,吃一口,吃了就好了。”但国峰总是凄惨地望她,轻轻摇头。这时她就陷入到一种无奈的焦灼中。她端走碗,回来时见床上趴着一只巨大的墨鱼色怪物—它的胸部嵌着枯瘦的肋骨,脏器急剧起伏,一些肿囊被刺破,暗红的血沿着经脉垂滴下来。四肢则像剥了皮的兔子。它半蹲着,用右手撑住床板,试图将衰竭的身躯顶起来,一直屈着的双腿像筛子那样筛动,盖在它身上的棉被滑落下去。它的粘着几根毛发的鹅卵形巨大光头,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只剩长着利齿的嘴大口喘气。它喘气时,腮部令人揪心地开合,四周涌出腥气。它晃着晃着,将要倒掉,手猛然一伸,捞住她,她便醒来。她感觉手腕又冷又痛。

   她匆匆去姑娘家,找到正在阳光下打牌的女婿。

   “国峰这么久不打一个电话回来。我梦见他长了血淋淋的翅膀和尾巴,有些担心。”女婿没有说话。“你是他姐夫,你去找找他。他姐疼他。”女婿看看她,想说但最终没说。“你去找,你把他找回来,你是他姐夫啊,我只这么一个儿子。”

   “怎么找?”

   “你总会有办法的,你快去帮我找,求你了。”

   “中国那么大怎么找啊?我连他在广东福建都不知道。”

“你总会找到的,你们年轻人有办法。你就把他找回来跟我过个年,过完年他跟你干什么都可以。我身体不好,就是想看眼他,看到就踏实点。

   女婿站起来,钟永连忽然跪下捉他裤腿,她拖着膝盖,眼泪汪汪地说:“我怕是国峰死了,真的已经死了。”

   “乱说什么?”女婿说。看到妻子走过来后他又说,“好吧。”

   “你发誓。”

   “我发誓。”

   女婿拿着钟永连的五百元,到县城转了一天回来,还回五百。他撒谎,说在火车站碰见邻乡李元戎,得到信,国峰再做几天就回。她不信,他拿手机拨给李元戎,李元戎说:“二娘啊,国峰快回了,现在一天能赚一千,他要赚够才回。”小年过去后,村里在广东打工的国光回来,应证了李元戎的说法,国峰和国光在隔壁厂,国峰这几天正加班,工资翻倍,一天能赚四百。是国峰托他带信回来的,大年三十准回来。

   “国峰现在怎样?”

   “还是不爱说话,留了长发,气质像诗人。”

   钟永连知道国峰赚钱是为着去佘村推牌九。每年正月初一,佘村庙前便摆十张桌子,吸引四面八方的打工仔去,有个叫志刚的人做庄几年,去赌的人开始几百几千,后来几万上十万,辛辛苦苦打工一年就为着到此输光,然后借钱买火车票再去南方。国峰去年头四天赢,第五天输光。回来时眼睛通红,喝了一碗粥便走了。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钟永连摆出炉子炖鸡、鹅、牛肉和肘子,洗菜,看着火候差不多,将腐竹丢进汤锅。中午,菜都凉了,她仍待在家里,慢慢做着已经做完的事。这时她就像恋爱中矜持的女方,即使有再多的欲求,也只藏在心里,绝不迈出家门一步。她要等他心急火燎地闯进来,叫一声,才转过身,将桃花般的笑容打开。

   “回了啊,国峰。”

   “是啊,回了,妈。”

   她只在等待这两句话。但是光阴下陷,村外的路与空气灰暗而凝滞,没有车辆的声音,也无喧哗,只有几个孩子悄悄放鞭炮。然后天黑了,像倒下很多墨汁。钟永连坐在槛上,眼泪往下掉。

   夜晚十一点时,家家户户闭门,钟永连也要掩门,却见远处天空射出一束笔直的弱光。她僵立着,直到它越来越大,分明朝这边射来,才振奋起来。“这车灯像金箍棒,在天空搅来搅去啊。”她想,然后小跑,跑了一会觉得慢,索性放开步子像男人那样跑。

   这是辆面包车,路过她时停都没停。

   她坐在路上开始哭,她痛,全身痛。她的鞋跑掉,石尖割坏脚,还摔了一跤。他的儿子不回来了。但在她感到再没什么能告慰自己时,那辆分明是驶向别地的面包车又折回,朝着村里开去。它恰好停于她家门口,不肯熄火。

   她跑回去。

   国峰将一只简单的包拎出来,丢在地上,从裤兜翻出两百,给了司机。他还是那么冷漠。钟永连捡起包,说:“师傅要不要在家吃个饭?”那司机没应,将车开走了。

   “怎么回得这么晚?”她问。儿子有些烦躁,“坐一天一夜火车,在县城一直租不到车。”

   “饿吗?”

   “饿。”

   “我去给你热菜。”

   “喝粥。”

   “大过年喝粥做什么?”

   “喝粥。”

   国峰的声音小,但还是威严。他又说:“困,做好了叫我。”然后他闭着眼,熟练地走向卧室,轰然倒在床上。钟永连用了很久才将他身下的被子扯出来,盖在他身上。然后她怀着极大的踏实和极大的空虚去熬粥。她洗锅,淘米,倒入大量的水。她知道儿子喜欢喝清汤一样的粥。越清汤寡水越好。她等候着,觉得磨人,就去摇煤气罐,有时觉得熟了,揭开锅盖,一股白汽冒出,用汤勺舀出来,却还是硬的。稀饭做好后,她盛上一碗,忍着滚烫端进卧室,唤了一声。被窝里传出细微的响动,他遥远地唔了一声。

   “峰,起来喝粥。”

   他没回答。她坐在床边等待。坐火车起码三千里,从县城回少说又六十里。她悄悄掖被子。窗外开始飘落大雪,这时多宁静啊,我的儿子熟睡着。窗外飘着大雪。

   过了一阵她又唤,“峰。”

   没有回答。

   她便像老母牛那样,将脸庞凑去,温柔地唤:“峰,快起来,先吃点,吃过了再睡。”这样唤着她有些瘆,去摸他脸,却是冰块一般冰。探鼻孔,气息已微弱了。她摇他,就像在摇一只晃来晃去的水袋。因此她急,去拉他,手从滑雪衫上滑下,便捋起他的衣袖,捉住他手腕。她用了好大的力,感觉对方意外的轻,却怎么也捉不上来。

   忽然她全身僵住,哭泣起来。

   她捉的不是人手,而是死狗、死鱼、死猫、死耗子、死泥鳅,她的指头沾满滑烂、臭烘烘的脂肪。她的大拇指正死抠着儿子破烂的手腕,直抵白森森的骨头。他的手臂全然紫掉,像茄子那样紫,一划就烂。她推上他的羊毛衫,身上也这样,紫色的血管像是紫色运河,在胸口纵横交错。等到她匆忙爬上去从后边抱起他,他的头颅已像被斩,猛然垂落,在那被迫张开的嘴里,呕出一股化肥才有的气。

   医生观察三分钟便走出病室,找到钟永连后愤慨地说:“你儿子身体全部烂了,器官、皮肤、骨头都烂了,活活腐烂死了。”后来她租车将国峰运回,悄悄埋了。

   开春后,立志要成为全国大律师的县法律援助中心实习生来到杨村,找到白发苍苍的她。他解释着含铅量、周工作负荷量、防护措施这些词,发现对方根本不懂,因此打了个比方,就像是日本人侵华时的毒气工厂,这个比那个还毒。钟永连摇着头走开了。

   “我这也是为你好,又不要你出一分钱。”

   “不啊。”

   “难道你儿子就这么白白死了?”

   “不啊,不需要。”钟永连很固执。后来她走向邻人家,像大病初愈那样,极其缓慢、小心地让屁股落在石槛。吴海英看见,端凳子出来,“坐着冷,二娘。”

   “要说,还是我不该疑你。”

   “二娘,到这时了还说这种话。”

   吴海英蹲下来,去摸钟永连的手,钟永连让她好好地摸。吴海英没再说话,不停地出眼泪,而钟永连一直像烈士仰着头。这时在村头,在那家还没走的打工仔家里,音响正在放 Beyonce 的《Halo》: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Baby, I can feel your halo

   Pray it won’t fade away

   她们就像石头那样茫然地听着。而作者我是那个高喊冷静点的乡村警察,我后来辞去警职,穿州过府,四处打工,只为看一眼超自然的女人。